材料：
1.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年轻的视角窥视古老故宫的深处，通过文物修复的历史源流、“庙堂”与“江湖”的互动，近距离展示了稀世珍宝的“复活”技术、文物修复师的日常生活与修身哲学。2016年年初，《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首播，豆瓣评分高达9.4，之后迅速在以二次元文化著称的B站上走红，点击量超过200万，累计有逾6万条弹幕评论，呈现出超越电视播出时的火爆景象。
近年来，纪录片纷纷从小屏幕搬上了大银幕。《我在故宫修文物》也不例外，在网络上爆棚之后，又成功登上贺岁档大银幕，与诸多大片同场竞技。
《我在故宫修文物》没有过山车般的剧情，没有大牌明星也没有“小鲜肉”。就是这样一部波澜不惊的片子，却在70后到00后的朋友圈里被频频转载，捧红了高墙内的这群师傅，也捧红了修了一辈子文物钟表却没几个人知道的王津师傅，引发了“故宫网红”等一系列文化现象。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中心研究员刘刻说：“观众不是不喜欢纪录片，而是一直以来，纪录片没有抓住观众的心。”《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萧寒坦言，很多年轻观众被故宫文物修复师们“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所打动。这种坚持和耐心，正是当下最缺失的。正是这部作品所挖掘和呈现的工匠精神拨动了年轻人的心弦。
微鲸副总裁陈黛蓉说：“作为平台方，我们从不忽略小众文化，因为很多热门主流文化现象都曾是小众文化；从亚文化到主流文化，需要有好作品的引领，《我在故宫修文物》就是纪录电影的精品，具有市场引领作用。”
专家们认为，《我在故宫修文物》成功借势新媒体成为“网红”也不是偶然现象，这其中包含着制作方对内容全面的评估、对创作真诚的态度。
工匠精神不仅存在于故宫的文物修缮过程中，也存在于纪录片的创作中。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打动了互联网上的观众，引发了舆论的关注。纪录片创作者王冰笛认为：“只有好的内容，才会在互联网平台进行很好的二次传播。”
早在2010年，《我在故宫修文物》主创团队就已开始关注这一隐于宫墙内且身怀绝技的匠人群体，10万字的田野调查报告，4个月集中拍摄，100小时素材，7个月重新剪辑推出电影版，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纪录片人的“匠心”。“能够把片子拍得如此从容，因为影片主创与文物修复师们是一样的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也正是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生命质感，深深打动了互联网和院线的观众，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好的故事、高质量的影片，为《我在故宫修文物》在新媒体平台崛起打下了基础。萧寒认为：“相较于其他类型影片而言，纪录片的创作靠的就是情怀。这部影片中感动观众的就是真实朴素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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