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1979年从清华大学毕业，他的工作经历恰好契合了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习近平的很多治国理政思想都是改革开放生动实践的总结。那么，习近平在不同岗位上，又是怎样推动改革开放的呢？ 今天推荐他在正定、福建、浙江的几个小故事，供大家学习。

正定

习近平的好友，正定作家贾大山曾评价他“让人们接受历史性变革的同时，还能优哉游哉地喝上一盅。这是一位含笑进取的改革者。”

习近平自己回忆正定的改革时则谦虚地说：“回头想想那几年，我们做到了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做到了解放思想。”

“没有人才，民不能富，县不能强”，习近平念起了“人才经”。为此，正定县委、县政府大门口，新添了一块人才技术开发公司的牌子。

1983年，为了揽英才、用良才、引外才，习近平打破用人的条条框框，面向全国亲自撰写“招贤榜”，正定颁布了 “人才九条”。这一系列动作打破了当时人才流动的桎梏，当时干部职工不能自主选择供职单位，如果档案关系转不到正定，户籍落不了，甚至口粮都买不到。

习近平大胆提出，凡是正定急需人才，派人员与原单位友好协商，以最大的诚意争取理解支持；本人决意到正定工作，原单位坚持不放，档案不给，县委、县政府责成组织人事部门重新建档接续关系。

像这些创新之举还有许多，比如允许研究项目失败，不追究责任，工资报酬、往返车费照付；一旦感到自己的技术专长不能有效发挥时，可以申请调到所向往单位，县委、县政府不加阻拦，并给予提供出走方便等等。

岸下村农民黄春生，经过十几年刻苦钻研，培育出“冀棉2号”优种，县里破格录用他为国家干部，并评定为助理农艺师，安排到农科站工作。

习近平在无锡考察时发现当地的邱斌昌是个懂经营、善管理的能人，亲自做工作让他来正定，担任当时亏损50多万元、濒临倒闭的县油嘴油泵厂厂长，上班第二天就把厂里积压的产品全部卖了出去，不到一年，该厂产值翻了一番。

1983年中央电视台筹拍《红楼梦》，习近平希望将荣国府与正定历史古迹隆兴寺结合成为一条旅游线，但需要正定自己筹集200多万。最后习近平决定贷款兴建荣国府。

荣国府在1986年建成，此时习近平已前往厦门任职。此后，又有170余部影视剧在此拍摄，荣国府一度被誉为“东方好莱坞”。

福建

“就是想来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习近平曾这样描述自己来厦门的目的，这也是他在福建任职的第一站，习近平在这里工作了17年半，他也在这里留下了很多改革金句和实践财富：

“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进步。”

“改革，先走一步有风险，但国家需要有人去趟路子，搞好了，为国家以后的改革提供经验，起纲举目张的作用。”

“如果是这样——改革开放不是带来民心的振奋，而是民心的颓废；不是增强了党的凝聚力，而是带来民心的涣散——那决不是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开放。”

“只要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要在实践中大胆去闯去试。”

到厦门不久，习近平来到东渡码头几十米高的桥吊旁，这是厦门港仅有的两台桥吊，一个吊一年仅完成3.5万个标箱，而当时香港同样的桥吊每年却能完成12万个标箱。

通过数次到现场调研，仔细听取企业干部员工意见，习近平把问题搞清楚了——运输能力不够，设施不完善，流程环节不配套，而政府没有更多的钱给企业完善设施。习近平说，“政府不要你们利润，你们赚来的钱，财政一分都不要，利润留给你们，但你们必须答应一条，赚了钱首先用来完善设施。”

改革，因问题倒逼。厦门在全国率先出台税利分流措施，全市66家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针对不同企业，采取不同上交比例。其核心目的是，除交税外，尽可能把红利留给企业发展生产。改革第一年，厦门港务局赚了2000多万元，没几年就赚了七亿多元。

作为我国第一家合资经营、企业化运作的航空公司，厦航是我国民用航空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的结果。当时地无一寸、房无一间，没飞机、没机组，习近平不辞辛苦地跑北京，寻求中央、空军和民航局的支持。

厦门机场太小，但没钱扩建。习近平担任“厦门机场扩建工程科威特贷款领导小组”组长，经过艰辛努力，争取到了科威特政府1800万美元的贷款，解了机场扩建的燃眉之急。

在去年的金砖峰会上，习近平称赞厦门的高颜值之外，还说到，“厦门这座城市的成功实践，折射着13亿多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史。”

其实，厦门的发展，习近平也倾注了很多心血。

浙江

“2002年我从福建到浙江工作的时候，脑子里装的就是这个问题：当时浙江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我这个接力棒怎么跑，来了干一些什么？”这是习近平来到浙江之初一直思考的问题。

2003年2月25日的《浙江日报》头版多了一个“之江新语”的专栏，首期文章题为《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全文不足300字，署名“哲欣”，这是习近平的笔名，取“浙江创新”之意。

“我们要继续发扬敢闯、敢冒、敢干的创新精神，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

“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这‘两只手’之间的关系。”

“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浙江国有企业改革乃至整个宏观领域的改革提供了动力源泉。”

“进一步焕发人民群众理解、支持、参与改革和发展的积极性，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何破解经济发展难题？习近平马不停蹄，深入企业车间、田间地头，和广大基层干部、企业家、工人、农民深入交流，习近平对新时期浙江改革的顶层设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大思路。

习近平在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时，曾首创地、县、乡镇三级领导下访制度，2003年9月19日，习近平率领省直15个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金华市、浦江县党政主要领导，在浦江中学接待来访民众。那几年，浦江县因环境问题、拆迁问题导致的上访率激增，更有不少人去北京上访，被列为全省信访重点管理县之一。为了听到最基层的声音，习近平明确要求县里提前发公告，广而告之，让全县都知道这件事。

“听说你们去过省里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这次来就是主动听你们意见的。”习近平在接待现场的一番话打消了很多上访者的顾虑。这一次下访实际接访436批667人次，当场解决91个问题。

除了下访制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位一体”改革、“八八战略”、“后陈经验”、“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习近平在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赋予浙江不断改革创新的无尽动力。

“习近平同志，你给自己在浙江的五年打几分？”2007年，面对记者提问，习近平微微一笑。“我怎么可以给自己打分？打高了别人说我骄傲，打低了别人说我自卑。”习近平认为，这个分数应该由老百姓来打。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关键是为民做事，至于评价，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