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分析题（2题）
材料1：近年来，随着一系列严控评比政策落地，基层各种实体评比活动已明显减少。不过，目前各种网络评比活动依然不少，甚至有泛滥之势。
基层通过网络投票来了解民意民情，不失为一种创新。在理想状态下，网络投票无疑是考核评价机制的有益创新，既经济高效，又真实可信，可谓是“直达民意”的快速通道。
但投票自要分胜负，一些地方党政机关为了在网络投票中胜出，把投票当成一种“政治任务”，并利用组织优势将任务硬性摊派给基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由于网络投票和考核评价挂钩，基层自然不敢怠慢。压力型体制让所有相关的基层干部高度紧张，要随时关注票数变化；而横向竞争导致你追我赶，“求投票”比比皆是。最终，网络投票沦为比组织、比人头、比人脉的“剧场化竞赛”，看似便捷的网络投票给基层带来了难以承受之重。
为了完成网络投票任务，基层干部不光自己要每天定时投票，而且要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帮忙，甚至逐户走访动员群众投票。投票者往往碍于情面不得已而为之，对投票主题与内容压根不关心，投票页面“点后即关”。
材料2：某中央媒体在中西部某地调研发现，某乡镇户籍人口仅两三万人，却投出七万多票。
报道引述西部某地多名基层干部说，地方每个季度会进行一次安全感满意度调查，下载App数量以及投票多少是衡量一个地方是否安全的重要指标。各个乡镇按票数排名，排名落后的乡镇主要领导会被约谈。
这些干部直言，用App下载指标数量、投票数量多少等来评价乡镇工作，让乡镇干部疲于应付。
基层干部周芳（化名）透露，上级要求各个乡镇想尽一切办法把票数投上去，导致一些乡镇为了更高的票数而违规操作。一些乡镇通过政府花钱在网络上买票，请“水军”到指定的App上去投票，公款买票已成为一种风气。
一名乡长说，在2021年第二季度的最具安全感乡镇评选投票中，本来一个手机号可投一票，但出现明显与户籍人口数量不符的投票数。本地某乡镇户籍人口仅两万多人，结果投出四万多票。还有两个乡镇，户籍人口都是两三万人，却分别投出五万多票和七万多票。
一名基层干部也说，因为户籍人口中老人、儿童等群体是不会投票的，因此票数的水分其实比看到的还多。多名村民告诉记者，自己不懂操作，就把手机交由入户干部操作。下载的是什么软件、有什么用途自己并不懂。一些老人用的是非智能机，不能下载App和投票，也由干部代为操作。
网络评选投票的需求催生各类“水军”，刷票成为产业链。基层干部表示，买票的人越来越多，票的价格行情也水涨船高。“以前通过网络买一票是一两角，后来涨到7角左右，现在较贵的投票已涨到2元一票，反正都是基层政府掏钱。”
而另外一些地方采取了另外的办法，通过政府花钱在网络上买票，请“水军”到指定的平台上去投票，公款买票刷票成为一种潜规则、坏风气。“人口两三万投出7万票”，就算每个人都“举双手赞成”，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中十有八九有“水军”。买海量“水军”冒充“群众”投票，以致“群众”都不够用了，只能说是劲使大了漏了马脚。
有专家表示，正常情况下，网络投票考核评价，是一种方便快捷可及、成本相对较低的民意搜集渠道，本身没有问题。用之得当，但评无妨。但大家反感的，不是网络投票本身，而是为完成任务进行人情绑架耍流氓式的骚扰拉票，是靡费公帑雇佣“水军”的违规刷票，是隐藏在网络投票乱象背后地方政府与领导干部好大喜功的扭曲政绩观。说到底，别让基层干部群众困在网络投票里。党员干部的工作成绩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靠网络投票刷票是刷不出来的，最终只能靠实干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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