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来源的角度看，能源领域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矛盾所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49.8亿吨标准煤，同时我国90%左右的碳排放量与能源相关。针对能源转型面临的挑战，当前亟须着力加快“减煤、稳油、增气、加新”，加强一些重点领域节能提效，并对一些高耗能、高排放产业推进减碳脱碳。应通过改革、开放和创新，破除体制性障碍，打通机制性梗阻，推出政策性创新，系统推进能源转型。
目前，我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回顾“十三五”期间，我们用年均2.8%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经济高速增长；在“十四五”期间，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能源消费增速大约需要维持在每年2.2%至2.5%。作为工业大国，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长期在40%以上，2020年有所降低，为37.8%。第二产业的万元产值能耗，大约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4倍以上，特别是几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占比非常高。
能源强度是衡量能效水平的主要指标，我国现在的能源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是发达国家的2~3倍，能效水平偏低，绿色低碳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
双碳的关键技术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电气化技术；二是新型燃料替代技术，比如用绿色氢能、生物质能、氨能对工业、交通、建筑领域的化石能源进行替代；三是负碳技术，比如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生物质能碳捕集与封存等。围绕这些双碳的核心技术，我国在基础研究、应用领域都需加大力度，破除科技计划碎片化、科研项目重复化、科研经费分散化等弊病。以近来非常火热的氢能为例，各方围绕氢能产业链核心关键技术自主研发的积极性非常高，但存在分散研发的问题，科研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缺乏统筹，造成科技资源和人才的极大浪费。
能源领域实现双碳目标面临很多体制机制障碍，有些领域市场化改革比较滞后，有些领域市场化机制还有待继续完善。适应新能源大规模发展的电力体制改革、油气改革还要继续落地。煤电矛盾多年轮番出现，倒逼我们继续深化能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欧盟主导的CBAM（碳边境调节机制），于2021年年中正式公布了立法提案，提出对一些碳排放管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出口的化肥、钢铁等产品征税，将来或对我国出口造成重大影响，甚至可能引发新一轮贸易战，还可能把我国排挤在新一轮全球气候治理规则之外，我国须积极应对。
前一段时间，在顶层设计还未出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双碳工作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但在执行中对中央政策把握不准，造成了多地“拉闸限电”。2021年10月以来，国家层面多个政策文件出台，各地也在努力调整，效果初显。
在碳达峰的整个过程中，要处理好地区和地区之间、中东西部之间、产业和产业之间的关系，合理制定减碳任务，因地制宜实现低碳发展。有些地方为了尽快实现达峰，可能会过快地“攀高峰”，通过让能源消费激增来尽早达峰。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达峰的刻度较高，将来中和的难度也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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