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生活中，少数人将遏制违法犯罪和纠正工作失误的检举控告权变为打击报复对手和发泄个人情绪的工具。这种以无中生有、歪曲事实、恶意中伤为基本特征的诬告陷害，不仅会抹黑一个干部的清白，影响一个干部的政治前途，干扰组织人事工作，更会破坏一个地区、行业、领域良好的政治生态。如何从源头上防治诬告陷害的发生，值得探究。
01 诬告陷害行为出于什么心理？
一是渔利自保的倾险心理。个别举报人为了牟取一己私利、干扰组织审查，无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定而诬告陷害党员干部。一方面，个别举报人出于渔利动机肆意诬告陷害党员干部。诬陷者为防止能力出众、业绩突出者阻碍自身职位晋升之路，捕风捉影地编织臆断举报线索、无中生有地造谣诽谤党员干部，企图以栽赃陷害的方式损毁被举报人的名誉、减损被举报人的利益，藉此削弱对手、伺机上位。另一方面，个别举报人出于自保动机故意陷害党员干部。在纪检监察机关对违法违纪问题进行摸底排查的关键时期，诬陷者为掩盖不可示人的违法违纪行为，转移组织部门的查处视线或扰乱工作方案的推行节奏，以声东击西、嫁祸于人、煽风点火的方式虚设干扰项、炮制假新闻、释放烟雾弹，希冀掩盖自身问题并逃脱罪责。
二是借端泄愤的报复心理。一方面，诬陷者可能与被举报人存在难以化解的宿怨，在心态扭曲或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投机取巧、逞快欲心，向壁虚构不实证据来撒怨气、发邪火。另一方面，一些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的党员干部秉公用权，真刀真枪、毫不含糊地反对损公肥私与公器私用的不良行径，诬陷者由于自身利益受损而滥用检举控告权利，假借检举控告之名而行诬告诽谤之实，刻意杜撰黑料、乱泼脏水、发泄私愤。
三是乘间抵隙的侥幸心理。个别举报人利用监督举报的制度漏洞，见缝插针地进行诬告陷害，企图侥幸扰乱监督执纪的工作秩序。一方面，诬告陷害追责处理制度的不足潜在地助长了诬陷者侥幸行险的嚣张气焰。当前对于诬告陷害的打击遏制在启动追责程序、优化甄别方式、认定诬告行为以及查证陷害事实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客观上为一些举报人滥用检举控告权利提供了条件，进而导致此类行为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法律对于诬告陷害具体情形与处置办法的相关规定有待进一步细化。目前法律基本确立遏制诬告陷害的原则，初步明确诬告陷害的从重处理类型，但由于宣传教育、信息通报与结果反馈等环节尚待健全，诬陷者未能充分认清自身行径的违法本质，甚至可能认为诬告陷害成本较低而更加肆无忌惮。
四是妨功害能的嫉妒心理。诬告陷害是利益冲突和打击报复的产物，更直接反映了个别举报人淡漠的是非观念和有限的道德修养。一方面，举报人由于觊觎他人荣誉而进行诬告陷害。诬陷者难以正确看待身边同事因工作认真和表现优异获得的荣誉奖赏，不去反躬自问、择善而从，没有通过“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奉献意识来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而是因妒生怨、衔恨在心，蓄意打击被举报人的履职积极性和尽责主动性，大搅他人“庆功宴”、抹黑他人“军功章”。另一方面，举报人由于猜忌他人能力而进行诬告陷害。诬陷者难以客观评价业务精湛、素质过硬、技能突出的党员干部，不去痛定思痛、见贤思齐，没有通过客观对比他人长处和自身不足来提升工作水平和道德修养，而是逾越道德底线将被举报人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恶意罗织陷害线索打击嫉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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