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一切金融工作应聚焦在四大目标上国内金融业的市场化、有序的金融对外开放、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有效的调控监管体系。

■夏斌 陈道富

中国金融环境分析

从今后１０—１５年的长趋势看，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定增长，面临的环境挑战主要有五个方面：

我国人口结构优势在２０１５年左右开始迅速消退，将构成未来经济增长的约束与潜在负担；环境与各种资源的约束，将增加未来世界和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的压力；困扰中国经济长期未解决的结构失衡（包括当前突出的储蓄消费结构失衡问题等），将在相当程度上伴随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顽疾，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中心任务；可以预计，今后的１０—２０年内，以美元为主、“一极多元”、动荡不确定的国际货币、汇率体系，将是长期直接制约中国经济崛起的外部因素。加上我国金融发展长期不足，明显滞后于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构成了较大的约束。

为了应对这五方面的挑战，需要从现在开始，进一步融入金融全球化，充分发挥金融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

从中期即“十二五”时期看，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又将突现过去中国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不曾有的两大重要特征：

一是美国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正处于大变革时期，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更为突出。以２０国集团取代７国集团这一世界经济合作机制平台的更替为标志，世界经济金融秩序和进入变革、重整的探索期。探索初期，各国之间利益、实力的角逐与博弈，决定了世界主要货币之间汇率更趋不稳定，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倾向明显抬头，加上危机刚刚过后各国经济调整的艰难性、中期性这一内在态势，决定了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长相对于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的高增长，将出现一个相对缓慢的增长期。经济的缓慢增长和调整时期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必然会进一步增加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必然会对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金融政策的选择，形成过去任何一个“五年规划”时期所从未出现过的新情况、新挑战。这表明，我国金融业在进一步参与金融全球化中，需要保持外界有一定风险隔离的情况下，加大自我发展，注重把握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平衡。

二是中国自身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既面临着经济要继续保持稳定高增长的内在的强烈要求，同时又面临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以及为应对这场危机采取了部分政策措施而产生的新的结构调整压力。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通过这场美国危机，一方面提高了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地位和话语权，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发展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加快改变“高储蓄、低消费”格局等结构调整任务紧迫。长期性问题在“十二五”期间同样具有突出的中短期意义，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转折期，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应为此作好充分的准备。同时，表现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经济结构调整任务同样艰巨。我国已是一个贸易高度全球化的巨大经济体，其经济活动影响世界重要国家的经济，因此各国结构的调整必然也会对中国今后一个时期投资、贸易、金融等诸多经济政策的选择提出直接的诉求，形成严重的制肘，这也是过去任何一个“五年规划”时期所从未出现过的新情况，而且其影响的是长远的。因此，当今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不能再仅仅只是从国内存在的具体问题出发，进行零敲碎打，修修补补，需要着眼于未来的战略需要，进行必要的包括“十二五”时期以及该时期后的布局。

四大战略目标

要实现上述战略意图，归纳中国目前国内、国际各项繁杂的金融事务，十二五期间一切金融工作应聚焦在四大目标上。

在境内，基本形成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相适应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体系。

在今后１０年的战略过渡期内，积极利用外资，提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益，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方针。但是，经过３０年中国经济自身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中国已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是世界上前五大经济中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如果国内能够实现充分的金融市场化，中国与其他大国经济体相比，有条件能形成能相对自我循环、基本自我满足的融资体系。因此，在有限参与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只要在对外部金融风险保持相对隔离和对国际投机资金冲击予以一定防范的前提之下，尽快放松对国内金融业几乎涉及各方面的管制，加快充分市场化、自由化改革，基本确立各类金融机构能够依市场规则自由准入和退出的机制，基本形成金融产品创新的合理生成机制，基本完善金融市场的结构框架，使我国的金融体系能基本满足不同的企业主体、不同的投资者主体，能以不同的期限、不同的形式，实现各种筹资与投资的需求，这是中国国内金融改革的最基本目标。要做到这一切，当前关键的问题，不是目前国内知识准备的不足，也不是经济领域中其他结构条件的不具备，而是决策者的认知和决策机制的滞后。

只有放松各项管制，才意味着改革，才能通过市场竞争，基本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一步发展服务的合理的金融市场、机构与产品体系。毫无疑问，想尽办法尽快加快国内金融充分市场化的步伐，是中国金融战略过渡期内需要实现的四大目标中的首要目标。

确立适合大国经济复兴要求的、有序的金融开放格局。

中国过去的３０年特别是近１０年的改革开放经验告诉我们，作为今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追求大国经济进一步复兴的理想，必须顺应世界潮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才能不断享受经济全球化的收益。这自然包括要对汇率、资本流动的各种行政干预机制予以改革。但是，其他国家改革开放中的教训同时告诉我们，当今的世界经济，在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周期、货币、汇率体系影响下，世界“非中心货币”国家的政策、制度的配置，稍不留心，同样会导致这些国家经济产生巨大风险，甚至发生全球化收益的急速逆转或金融危机。因此，这些国家在汇率、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等方面，必须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阶段水平的，有序、有限的金融全球化政策。中国是一个“非中心货币”国家，但是中国又是一个正在转轨中的经济大国，鉴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身潜在的快速增长速度和巨大的贸易、金融规模，为适应大国经济复兴的要求，有必要也已具备一定的条件，去追求人民币区域化的利益。又鉴于汇率、资本管理政策只能采取渐进开放的原则，人民币区域化利益的追求，只能暂时通过创建人民币离岸市场，相对隔离外部风险，去实现有序的金融开放，即适应当时境内外经济金融状态，渐进调整汇率、资本管制政策，应有意识的围绕人民币区域化进程这一核心内容展开。这是中国金融开放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金融战略在特殊的过渡期内，在融合汇率、资本管理、沪港国际金融中心等涉外金融内容在内的金融开放时，须始终追寻的目标。

主动推进国际金融合作，营造有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外部金融环境。

“树欲静而风不止”。即在埋头发展国内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业和图谋有序金融开放部署的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外部金融不稳定因素的干扰，加快推动全球金融合作，改善国际货币体系，同是贯彻中国金融战略核心意图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完成未来１０年金融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迄今的中国已不是小国，中国经济发展已离不开全球经济。外部稳定的环境是中国内在高增长潜力转化为现实的基本条件。因此中国必须主动充分利用现有的经济影响力，特别是抓住美国危机后中国地位相对提高的积极因素，积极推动国际金融合作。但是对此，既不应抱有过高的幻想，又要宜“小不忍，则乱大谋”，以求同存异、包容甚至作出适当妥协的态度，尽可能一点一点去实现国际金融体系的改善，努力营造世界主要国家能基本接受的，互利、共赢（尽管此“赢”对不同国家的意义并不一样）的外部金融环境。通过各项国际金融事务的合作，以一定的战略思维，在埋头搭建人民币区域化环境基础的同时，追求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稳定的货币、汇率环境，确保长期增长的利益。这是在战略过渡期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身份进一步参与金融全球化过程时所必须确立的目标，也是过去几乎可以忽略而今后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中国只要尽可能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外部稳定环境，就能获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权。

建立适应人民币区域化初步形成后的央行调控体系和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

随着战略过渡期内金融对外开放新内容、新特点的逐步出现，中国央行必须及时适应新的环境，清理阻碍在新局面下货币政策有效操作中的各类制约性因素。主要是探索人民币离岸市场、人民币区域化后，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操作平台与政策体系的困境及其对策。抓紧完善在全球经济调整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操作中的汇率、利率、资本流动制度的改革及与其它各项改革间的有效配合机制。着重选择好人民币离岸市场、人民币区域化发展后，弹性汇率和市场化利率调控工具的启用时机和力度，资本账户逐项放开的程度与方式，确保境内货币运行状态的稳定。

针对当前金融监管协调不力、行政管制过度、“金融滞后”的状况，在战略过渡期的前期，一是必须加快，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倒逼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从中保障制度间的平衡，这是过去改革的经验。但不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中国的制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不历经新的部分的经济不协调，不可能取得金融开放条件下新的经济协调。二是改善金融监管与协调，抓紧形成现有监管部门设置基本不变但监管协调有效的机制，以过渡到战略过渡期后期，“水到渠成”地彻底解决“一行三会”在有效监管上的部门设置问题。在到战略过渡期末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处理好加强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分阶段、基本清除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各项金融管制。

同时，参照国际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在尊重国际组织一般性原则要求的前提下，“以我为主”，适合国情，形成防范整个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中国宏观审慎管理的目标、指标体系和组织架构。

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