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试题

第一题：

材料：S县是个贫困县，全县唯一的地方特色农产品便是在国内外市场声誉极佳的核桃。县委书记张某一直在苦苦思索，如何念好“核桃经”，把核桃变成全县农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张书记从正反利弊两个方面进行了认真思考。从有利的方面来分析，S县具有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自然环境的优势，县域内的自然条件适合生长优质核桃。二是品牌上的优势，“绵核桃”、“辽香1号”等品牌在国内外果品展览会上多次获奖。三是产量优势，核桃种植面积达到12.9万亩，年产量长期稳定在全省第一、全国前八名的位置，是省内外的核桃主产区，也是核桃出口的主要基地。从不利的因素来分析，也存在三个方面：一是核桃加工能力有限，本县加工的仅占全县核桃产量的5%，使得核桃大量销往外地加工；二是本县核桃加工主要还是粗加工，核桃产业尚属粗放型经营，实际上还是在卖核桃资源；三是受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等的限制，核桃大县的建设还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科学规划、技术服务和政策引导上力度不够，在发展基地化、品质优良化、管理规范化等方面还需做大量的工作。为发展好核桃这一支柱产业，张书记请来有关专家，举办了“S县核桃加工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会”。与会专家通过分析、比较，提出了以下三种方案：

方案一：建设龙头企业。由县政府财政投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尽快上马核桃精深加工企业，同时开发其他核桃系列产品。预计该项目共需资金1650万元。

方案二：走强强联合的路子。即以S县优质核桃资源为基础条件，以外省某大企业为联姻对象，采取并购或合作方式，实行跨地区强强联合。

方案三：营造核桃产业的优良环境。S县无论是上马龙头企业还是对外强强联合，都属于企业的市场行为，县委和县政府不应走到前台充当出资人或引资人的角色。县委和政府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核桃战略的宏观把握上，放在为核桃产业制定优惠政策、营造招商引资的优良环境上。

问题：

1.简要分析以上三种方案各自的利弊？要求：语言简洁，条理清晰，300字。（15分）

2.假如你是S县委书记，你如何发展好当地核桃这一支柱产业？请根据材料拟写一个方案。要求：条理清晰，符合体例，400字。（20分） 

第二题：

材料：“能解决的问题都破题了，余下的都是硬骨头。”这是记者在北京采访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作为10多年来人口增加了近千万的超大型城市，北京城市治理积累了不少原有机制“看得见、管不着”的问题，难点在基层，痛点在群众身边。

啃下硬骨头，要有新办法。11月中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北京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认为北京市委以“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抓手，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聚焦办好群众家门口事，打通抓落实“最后一公里”，形成行之有效的做法。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源自平谷区金海湖镇一次“倒逼”式的整改。这种下级“吹哨”、上级各部门30分钟内应急“报到”的联合执法新机制，使14年屡禁不止的黄金盗采终于销声匿迹。

位于北京市最东端的金海湖镇，历史上以金矿资源闻名，虽然早已禁止开采，但在利益驱使下，仍有人上山“挖金”牟利，屡禁不止。2016年5月，金海湖镇发生重大金矿盗采案件，造成严重安全事故，导致6死1伤。由于联合执法难、调查取证难、固定证据难，该案直到2017年12月21日才二审判决结案。

血的教训就在眼前，但问题仍旧没有彻底解决。“矿难以后，镇里增加人力、物力，进行了人防、技防综合管控，即使这样，非法掘金和砂石盗采依然没有被制止住。”金海湖镇党委书记韩小波坦言，作为乡镇党委、政府，面对基层治理中的失管、失控及诸多的底线问题，也想管，也一直在管，“我们也搞过联合执法，但是由于职责不清，造成联而不合，真正是‘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叫腰腿不来，叫腿腰不来’。”

如何对症下药，根治病症？平谷区委、区政府痛定思痛，深入摸病根儿：乡镇一线最容易发现盗挖盗采情况，却没有执法权。执法部门虽有执法权，但难以及时深入一线发现和解决问题。更关键的是，街乡、委办局等部门条块分割，管理分散，执法既有空当，也有断层。2017年，平谷区果断决定，打破条条框框，将执法主导权下放到乡镇。在金海湖镇成立了“双安双打”临时党支部和指挥部，由韩小波担任党支部书记和总指挥，16个区级职能部门一把手任指挥部成员和支部委员。

“区里赋予了乡镇领导权、指挥权和考核权。”韩小波介绍，乡镇一旦发现问题，发出召集信号，各相关部门执法人员必须在30分钟内赶到现场，根据职责拿出具体执法措施，“事不完，人不走”。“乡镇吹哨、部门报到”，困扰金海湖多年的盗挖盗采问题迎刃而解。

平谷探索的调查报告，放到了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桌上。这一年，为了摸清基层情况，市委、市政府领导一直在基层调研，仅东城区，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就去了33次，大街胡同都走遍了，为了解决王府井南口的堵车问题，亲自召开协调会。巴掌大的地方，长安街、步行街、胡同口纠结在一起，不同的事务，分属市区街道不同层级管着，公交线路、旅游大巴、停车位、单车停放、道路秩序……管理权限分属不同部门。王府井管委会对堵车原因一清二楚，然而，“九龙治水”，谁能把“九条龙”一起呼唤来共同发力呢？

“原汤化原食”，基层的问题靠基层的办法来解决。“平谷探索”为北京市委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打开了一扇窗。

经过进一步调查研究，2017年9月，北京市委常委会决定，将平谷区的经验做法总结提升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并作为2018年全市“1号改革课题”，向16个区选点推广。

今年1月，十二届北京市委深改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党建引领街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加强党对街乡工作的领导、推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基层考核评价制度、推行“街巷长”机制等14项重要举措。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北京找到了抓手。

目前，“街乡吹哨、部门报道”改革在北京全市169个街道乡镇进行试点，占总数的51%，在探索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有效路径、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工作上取得了初步成效。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任务。“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我们对这项工作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革说，“‘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这项改革的核心就是以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为主线，牢牢把握首都城市发展规律和治理规律，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

“吹哨报到”机制的关键，是向街乡“赋权”。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工委书记赵宏松说，街道指挥区级职能部门，过去想也不敢想。“哨子”交到街道手上，到底能不能吹响？如何才能吹响？是吹响一阵子，还是形成长效机制？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谁都明白管理重心下移，是治疗城市病的良药，但各个部门往往会把住原有职能不撒手，这样“一根针”如何撬动“千条线”？这个反向发力的过程，北京通过“一把手工程”和基层双向推动，经历了期盼与疑虑、磨合与配套，最终发挥出攻坚克难的力量。

改革的关键在落实，落实关键在一把手。围绕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蔡奇亲自谋划、亲抓落实。今年2月以来，他赴基层一线专题调研40余次。下基层听意见、走街串巷看成效，成为工作常态。很快，北京市各区均成立了由区委书记牵头、区委专职副书记具体负责的专班，这个专班，重在针对运营中出现的问题，即时研究情况，抓机制完善、抓政策配套。

东城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实施“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新机制，街乡这个“块”与职能部门这个“条”，首先需要重新磨合。

过去，“条”与“块”对接参差不齐，解决棘手问题，常常需要上级领导亲自“挂帅”，带着职能部门去街道集体“会商”，当场拍板。这样的做法难以“常态化”运转。“‘条’与‘块’就像轮毂与链条，只有两者都动起来，才能发挥作用，不能只有轮毂转而链条不动”。

听说要向街道赋权，政府职能部门的反应不一：“权力给了街道，我们职能部门的工作抓手在哪里？还是说所有任务都由街道接盘？”

“条”与“块”的矛盾，历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仿佛是一个“结”，纠缠在一起，以致相互推诿。由于强调属地责任，职能部门通过“漏斗效应”将大量的事务“漏”到街道、社区一级，导致街道、社区越来越忙，但“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许多问题街道解决不了。

如何理顺条块关系？“赋权，首先要确权。”东城区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宋铁健说，有“清单”才有操作路径，才有后面合理的考核和评价。

东城区从顶层设计开始，对街道的定位和职责进行了梳理，形成了106项街道内设机构职责清单，明确除街道工委和办事处职责清单以及涉及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社区建设和公共安全工作以外，其他职能部门不得随意向街道安排工作，确保街道集中精力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

确权只是第一步。在确权基础上，东城区赋予街道对重大事项的意见建议权、对综合性事项的统筹调度权，制定了区政府部门派出机构人事任免事先征求街道工委意见和派驻人员考核的具体办法，完善自下而上的考核评价制度，将街道对政府部门的绩效考核权重提高到30%，实现了“条条围着块块转”。

基层反向发力，在制度上有了配套，有了细化，有了保障。“吹哨报到”机制，很快显示出了它针对棘手问题“集中优势打歼灭战”的威力。

东华门街道附近的王府井地区是北京集中体现大国风范、时代风尚的“金名片”。但长期以来，该地区交通秩序比较混乱，特别是周边街巷胡同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