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推动伟大事业。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党中央作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重大战略决策以来，广大航天工作者心怀伟大梦想，接续迎难前行，让“长征”“神舟”“嫦娥”“天宫”等，一次次进入公众视线，一次次刷新中国高度，不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更培养和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伟大载人航天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扬光大，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就，充分展示了伟大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读懂载人航天精神中“特别”二字的丰富内涵，意义十分重大。

1.发展载人航天事业孕育出的伟大精神

载人航天事业，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长期关注的一项伟大工程。曾经，航天大国的俱乐部里，没有中国的席位。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我们党以长远眼光和非凡胆略，毅然决定研制“两弹一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就明确把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纳入“863”高技术发展计划。1992年，我们党进一步作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并科学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目标。2010年，我们党又适时作出空间站建设的重大决策，提出在2020年前后建成具有中国特色、能够充分发挥效益的空间站。新时代，我们党更是满怀信心地把“建设航天强国”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国实施载人航天工程28年来，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以令人惊叹的速度，一路追赶、并跑、超越：从无人飞行到载人飞行，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舱内实验到出舱活动，从单船飞行到组合体稳定运行，我们跨越了发达国家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先后把11名航天员14人次送入太空，成功率100%，创造了发射“0失误”和回收“10环打靶”的优异成绩。如今，我国是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第三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也是一个已经全面迈入“空间站时代”的国家。

十年磨一剑，奋斗铸辉煌。中国航天人在攀登科技高峰的征程中，以特有的崇高境界、顽强意志和杰出智慧，把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勇于登攀、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科学求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大局观念，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写入了浩瀚太空，并凝结成“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四个特别”的宝贵精神财富。

2.载人航天精神贵在“特别”

飞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特别的梦想、特别的精神，不可能有特别的业绩。在载人航天工程建设实践过程中，中国航天人所展现出来的精神特质，是一首史无前例的赞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铭记。2016年1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及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指出：“我们注重传承优良传统，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特别能吃苦”，是由载人航天领域的特别工作环境锤炼而成的。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是在极其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茫茫戈壁、浩瀚海洋，自然环境恶劣的驻训场；白手起家、晚他国30多年起步，需要持续数十年的昼夜攻关；承受8倍于自身体重的重力、在与外界隔绝的狭小空间，独自一人72小时不休息的抗疲劳抗寂寞训练……然而，中国航天人没有被吓倒，他们咬紧牙关，一次次向艰难险阻发起进攻，一次次向生理和心理极限发起挑战。承担载人航天大地测量任务的单位，他们的足迹甚至遍布“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魔鬼城”罗布泊和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对他们而言，只要任务有需要，就没有抵达不了的地方，“一切为了任务，一切为了胜利”是他们吃苦受累、向死而生的唯一目的。

“特别能战斗”，是由载人航天事业的高风险挑战历练而成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是继“两弹一星”后中国航天领域迄今为止规模最庞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可靠性要求最严和风险挑战最大的重点工程。中国航天人无数次以战斗的状态和战斗员的雄姿，创造奇迹。2000年12月，神舟二号发射的前10天，火箭意外被撞。年过六旬的总指挥黄春平、总师刘竹生亲自爬上11层平台，一层一层仔细查看，2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嗓子已经讲不出话来，但经过严密诊断后，凭着过硬的本领，他们斩钉截铁地作出了抉择：“按计划1月10日组织发射！”4天之后，一份长达50余页的报告《碰撞后火箭受损结果分析及处理措施》有理有据地给出了“可以正常发射”的结论。于是，火箭又重新耸立在发射塔架旁，并于2001年1月10日把神舟二号飞船如期、成功地送上太空。像这类的“特别”战斗和“特别”战斗员，在中国载人航天的队伍里不胜枚举，王永志、戚发韧、袁家军等，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讲出无数个生动的战斗故事。

“特别能攻关”，是在抢占载人航天技术制高点奋斗过程中磨砺而成的。中国载人航天之路是一条建立在完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自主创新道路。为了确保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后发优势，我们在飞船设计、火箭改进、轨道控制、空间应用、测控通信、航天员训练、发射场和着陆场等方案论证设计中，一开始就瞄准世界一流，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对众多全新领域和尖端课题，广大科技工作者知难而进、锲而不舍，勤于探索、勇于创新，攻克了飞船研制、运载火箭的高可靠性、轨道控制、飞船返回等国际宇航界公认的尖端课题，不仅获得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而且形成了一套符合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要求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展示了中国航天人卓越的攻关能力和创新能力。

“特别能奉献”，是由航天人秉持的精忠报国理想信念铸就而成的。载人航天是用生命去探险、用躯体去铺路的神圣事业。从人类探索太空的历史来看，航天员从选择这份使命那一刻开始，就始终与巨大风险、考验为伴。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共有540多名航天员，其中27人在执行任务或训练时罹难。2003年2月1日，正值中国航天员大队选拔首飞梯队的关键时刻，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重返地面过程中突然解体，7名宇航员全部罹难。当时，大家都为中国航天员的心理承受能力感到担心，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航天员大队党支部收到了全部参训的14名备选宇航员递交的请战书，他们表达了一个共同心声：“再大的风险也动摇不了我们征服太空的决心。”一致要求争当首飞第一人。最后，杨利伟脱颖而出，于2003年10月15日英勇出征，在神舟五号飞船上他经历了“惊魂26秒”的生死考验。2008年9月，景海鹏与战友在太空执行神舟七号飞行任务时，曾经连续出现过两个意外情况。2016年11月11日凌晨零时10分，景海鹏在执行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任务时，险情再次发生。但每一次，他们都能坦然面对、沉着处置。在“感动中国”颁奖晚会上，主持人直率地问景海鹏：“你们在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时，有没有想过有可能回不来？”景海鹏回答：“对于我们航天员来说，使命重于生命。即使我们回不来，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正是由于在航天人心中祖国的分量最重、人民的利益最大，他们才能始终以报效祖国、成就航天事业为最高荣誉，中国的载人航天之路，才能铸就辉煌、创造奇迹。

3.载人航天精神激励我们笃定前行

载人航天事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座丰碑，它的实践经验、它的伟大精神，无不闪烁着时代的光芒，激励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笃定前行。

载人航天精神激励我们胸怀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之所以取得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圆梦的结果。没有古老中国的“飞天”梦，没有中国共产党作出实施“两弹一星”工程和载人航天工程的伟大决策，没有几代航天人一张蓝图干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的韧劲，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要创造奇迹是不可想象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科学擘画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向全党全国作出了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总动员，吹响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嘹亮号角。蓝图已经绘制，梦想已经起航，我们要以“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状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将美好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载人航天精神激励我们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之所以取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根据国情和国力，自主发展航天事业，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需求。当今世界，核心技术、高端科技已经成为“国之利器”，谁能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谁就能赢得长远发展的巨大优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是我们党科学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要学习航天人“特别能攻关”的进取精神，深刻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努力突破“卡脖子”技术，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载人航天精神激励我们脚踏实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事业都成于实干。”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功，不是靠空喊口号喊出来的，而是靠一代代航天人的汗水和泪水换回来的，是靠全国100多个行业、3000多个单位、几十万科技大军风餐露宿、废寝忘食、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实干兴邦、实干创造业绩，这是载人航天事业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要学习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的精神，以兴邦为己任，不负时代韶华。只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民族复兴征程中各尽其责、各尽所能，苦干实干，14亿多中国人就定能激荡出无往不至、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航船就一定能行稳致远、破浪前行！    （作者：熊杏林 申红心，均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