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导学

京津冀区域整体定位：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北京市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市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一核”：即指北京。把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

“双城”：是指北京、天津，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引擎，要进一步强化京津联动，全方位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加快实现同城化发展，共同发挥高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三轴”：指的是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个产业发展带和城镇聚集轴，这是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体框架。

“四区”：分别是中部核心功能区、东部滨海发展区、南部功能拓展区和西北部生态涵养区，每个功能区都有明确的空间范围和发展重点。

“多节点”：包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等节点城市，重点是提高其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有序推动产业和人口聚集。

“三个一体化”：即交通一体化、要素市场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

“四个中心”：即把北京市建设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一、背景链接

2023年5月13日上午，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要求，深刻领会和把握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要求，进一步强化协同发展的组织领导。坚持以首善标准抓好主题教育，确保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上见实效，进一步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坚强保证。充分发挥市委、市政府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作用，加大统筹协调力度。不断完善与天津、河北分领域、分层次协同机制，研究推进跨区域重大项目和政策事项。

二、深度解读

★提出背景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当前三大国家战略之一，核心是京津冀三地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发展，要以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为基本出发点，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推进产业升级转移，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努力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201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

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

习近平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7点要求。一是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二是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三是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四是要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提高其综合承载能力和内涵发展水平。五是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六是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七是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中国式现代化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要求

1.走和平发展道路需要提高开放水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对和平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京津冀需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疫情暴发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2.7%，2022年12月份全球制造业PMI为48.6%，连续七个月环比下降。俄乌冲突后世界范围内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问题迅速升级，全球产业链受到技术封锁、成本上升、贸易保护主义等一系列因素的冲击，主要制造业国家提高了对产业链安全的重视程度，跨国企业产业链调整与重新布局的步伐加快，全球价值链回归区域化与本土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与外部需求的持续走弱相伴的是近年来国际格局的变化持续加速，“一带一路”倡议突破了原有的国际分工地理格局，中国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完整的产业结构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推动新一轮技术发展和标准制定的重要力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为了维护其霸权主义地位，在多维度、全方位加速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围堵，在关键技术上“卡脖子”、在关税问题上公然违反WTO规则、在主权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

40年前，改革开放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创造了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百年未有之变局下，京津冀地区不能闭门造车，应通过东西双向互济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扩大在全球贸易、技术进步、区域治理、对外交流等领域的影响力，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2.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需要转变增长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庞大的人口规模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与坚实的内部需求，也意味着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凭借人口红利和利于资本积累的产业结构形成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模式，及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加剧，人力成本迅速增加。疫情后世界货物贸易增长快速下降，发达国家加快了向东南亚地区产业转移的步伐，部分资源导向型、出口导向型的产业受到严重冲击。伴随着经济增速下降，一系列新的问题与挑战呈现出来：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稳增长依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任务；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叠加最大规模的毕业生群体及就业人群，稳就业工作压力大、任务重；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65岁以上超过2亿，已达到中度老龄化水平，而人均GDP仅为同时期日本、韩国的1/3，“未富先老”问题严重；到2021年末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6.24万平方公里，或将还有3亿人进入城市，在当前大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均已不足的情况下，城市发展与环境资源承载力面临挑战。

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发展的显著优势，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环境压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在人口结构变化、人口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下，要正确把握人口数量变化、生活质量提升与资源环境需求的双向互动，京津冀地区要在保持稳步增长的同时转化发展动能、转变增长模式，在新环境下转化人口红利、寻找新的增长点，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缩小三大差距

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的对象包含了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不同阶层，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党的十八大后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日渐雄厚，然而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的存在加剧了区域极化、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阻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目前在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差距并未明显缩小的情况下，南北经济差距显著拉大。2010年北方地区GDP占全国42.8%，2020年下降至38.3%，同期南北地区生产总值之比由1.3倍扩大到1.6倍。京津冀地区GDP全国占比从2014年的10.4%下降到2020年的8.5%，经济呈现板块分化明显和南北分化加剧的特点，且并未有缩小的迹象。区域间差距不断持续的同时，区域板块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现象依然存在，2020年有11个省会城市在本省的经济首位度超过30%，集聚效应显著，而辐射联动不足；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931元，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412元，外出农民工17172万人；近10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维持在0.47左右，持续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中等收入人群体量有待增加。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经济总量的提升，还要使现代化成果惠及更加广泛的群体。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不断优化空间格局、降低区域落差，缩小三大差距。

4.兼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提升治理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城市发展的目标之一，要不断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大城市病与中小城市功能萎缩同时存在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典型现象，大城市高速城市化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市资源供应压力、城市风貌与城市文化雷同等“大城市病”；而中小城市受限于人口、产业发展、收入、财政能力等原因，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随着大量人口的迁出，部分中小城市缺乏及时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模式的人才、资本等资源，缺乏承接大城市产业和人口转移的基础，人口流失不断加剧，城市功能萎缩严重，近年来“抢人大战”兴起后，中小城市人才流失更加严重。在城市文化传承方面，不同城市本可以依靠地域文化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文化，但快速城镇化下“千城一面、千楼一面”，城市建设盲目追求高楼林立、对标国际，割裂了城市发展与地域文化、历史传承。

人口的集聚和流动增加了城市运行的压力，加剧了城市管理和处理突发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的难度，城市治理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区域发展需要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不断提高城市治理与城市群运行水平，更好地满足群众在医疗、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

5.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需要绿色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是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解决高速城镇化带来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承载力问题。高速发展的代价是资源和环境的透支，人口过度集中带来了资源压力和环境污染。以京津冀地区为例，2021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空气质量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32.8%，超过16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水平；海河流域水体整体处于轻度污染状态，在生态环境部监测的七大主要流域中处于较差水平；京津冀地区人均用水长期低于国际极度缺水标准，资源供应压力突出。

绿色发展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重要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面对资源约束、环境压力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京津冀区域要持续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高土地、水、能源等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大大气、水、土壤污染的治理力度。

★京津冀协同发展新阶段的新特征

1.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进入集中疏解的新阶段

北京市城市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非首都功能是指那些相对低端、低效益、低附加值、低辐射的经济部门以及区位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公共部门，即非紧密型行政辅助服务功能。新一轮的疏解内涵、内容有所不同，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是疏解重点。从这些部门本身的特点来看，集中疏解、比较好的配套设施、优良的管理效率、良好的生活环境，是这些机构疏解的可能要求。因此，这类部门和机构的疏解，需要集中疏解，而不是分散疏解。

2.北京确立高端国际消费城市的新定位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是北京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方面，已被纳入北京“十四五”规划的重点任务。北京国际消费城市建设启动之后，高端消费产业向北京聚集的趋势可能会更加强烈。

3.北京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

北京国际金融中心定位是：金融管理控制中心、金融业支付结算中心、金融信息中心、金融行业标准制定中心、金融批发业务中心、资金调度中心及金融中介服务中心。北京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是金融监管部门、重要金融基础设施、主要金融机构总部的承载地。2021年，北京市法人金融机构数量900 余家，金融资产总量超过180 万亿元，占全国一半以上；金融业实现增加值7603.7 亿元，同比增长4.5%，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18.9%，继续保持首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地位。

4.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形成新的增长极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是调整北京空间格局、治理大城市病、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需要，也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需要。规划范围为原通州新城规划建设区，总面积约155平方公里。外围控制区即通州全区约906平方公里，进而辐射带动廊坊北三县地区协同发展。未来五年是副中心基本成型的五年，是加快控规实施，推动副中心框架基本成型、主导功能基本稳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区域协同突破发展、城市品质加快提升的重要五年。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困境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与世界级城市群目标相距甚远。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不仅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经济地位也有所下降。2014年京津冀地区人均GDP水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28倍，2021年降低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8.9%。近五年以来天津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放缓，河北省人均GDP仍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速远低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三地之间有序的产业转移机制仍有待形成，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都亟待优化，与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支撑带的目标尚有差距。

空间结构优化有待加快，城市群规模体系存在断层。京津冀空间布局中京津两城为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偏少，低等级城市数量较多。近十年来京津冀城市群单中心度有所下降，但北京与天津、河北的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增速明显快于津冀两地，京津之间尚未形成能够承载大量人口、产业的都市连绵带，河北省内中小城市发展缓慢，三地间区域落差与城市结构断层明显。《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空间布局，然而目前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布局建设尚未全面推进。首都双翼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仅靠双翼难以改变京津冀地区固有的空间结构形态，缺乏点、线、轴、面之间的联动效应与规模效应，世界级城市群空间结构难以真正形成。

国际影响力有待提高，外向型经济较弱。北京作为首都和京津冀区域内唯一的全球化城市，国际影响力较高，天津与河北的国际化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与世界级城市群的定位并不相符。截至2020年京津冀区域外商直接投资额仅为长三角的38%，外商投资企业数仅为长三角的28%；出口总额仅占长三角的14%、珠三角的24.7%。天津的核心定位是北方国际航运中心，但目前天津口岸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有限；雄安新区的任务之一是扩大全面对外开放，目前对外开放水平还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