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挥制度优势中更好发展市场经济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引发人们深入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市场经济在不同国家的运行效果存在巨大差异？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运行效果固然受不同国家的国情和文化等因素影响，但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其制度驾驭能力。我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成功驾驭和发展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制度驾驭能力是有效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根本保障  

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繁荣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一个国家的制度驾驭能力是有效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根本保障。与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成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世界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和发展停滞让人们逐渐发现，市场经济本身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是中性的，驾驭不力的市场经济不仅不美好，有时甚至是恐怖的。在经历了市场经济可能促进增长与繁荣、也可能带来危机和萧条的经验教训后，西方国家曾经普遍相信自己已经认识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并通过政府调控和干预对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进行约束和匡正。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金融资本过度逐利、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根本冲突以及政府监管的严重缺失，让西方国家不得不再次审视其用以驾驭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是否真如想象中那么完美。2017年初的标普报告显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主权信用评级呈现温和下降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大部分国家应对市场风险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在减弱，而市场经济运行所导致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则在增加。显然，世界范围内如何驾驭好市场经济的话题仍未终结，各国仍致力于在各自不同的制度框架下反思和探索驾驭市场经济的路径。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面前，其实真正需要变革的是在市场经济背后不同的制度体系。哪种制度体系更具优势、能够更好驾驭市场经济，哪个国家就有更大可能有效应对经济风险，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不断解放思想、深化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坚定不移推进市场化改革，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同时，我们党始终对市场经济本身保持高度的理论清醒。习近平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规则和资源配置机制，必须在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框架内发挥作用，也必须根据其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的有效程度来评价其成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一般市场运行机制的有效对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也在于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驾驭能力，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对运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市场经济的最好诠释  

发展成效是对一种制度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最终检验。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一个封闭半封闭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一个全方位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从一个饱受贫困困扰的国家转变为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发展中大国。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运用制度优势驾驭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有效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好诠释。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是能够使社会生产力以在其他制度下所没有的速度得到解放和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探索中，我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改革开放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在于：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改革，既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参考，也没有固定模式能够遵循。我们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前提，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智慧和渐进式的改革策略，政府逐步减少运用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管理方式，为经济运行不断注入市场活力。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最终确立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在破除原有体制弊端、积极探索市场化改革方向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度重视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找到三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平衡点，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相比之下，那种一味追求所谓理想市场条件下的理想结果，认为只要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作用就可以达到经济均衡发展的观念和模式，从一开始就排斥和否定国家和政府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的做法，往往导致新旧体制转换不顺、衔接不上，出现制度真空，进而引发经济崩溃、政治动荡甚至社会动乱。这一点，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轨过程中体现得比较明显。不少国家在经历挫折甚至浩劫之后痛定思痛，又开始重新强调以制度供给促进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之后，优化市场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就成为改革完善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已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并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而言，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这是市场经济带来高效率、高增长的同时不可避免具有负面作用的“双刃剑”效应，是对政府监管有效性和国家制度优越性的考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等国家的教训表明，放纵金融资本的逐利行为、忽视监管制度建设、迎合或依赖民粹主义，必然导致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弱化，无法做出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抉择。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中国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合理扩大国内需求，有效降低外部经济冲击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表现出驾驭市场经济和应对经济危机的高超能力。这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必要干预是通行做法，而一个国家根本制度的本质属性和优势才是保障调控和干预能够获得理想效果的决定性因素。  

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已经实现了完美结合。在新时代，面对国际国内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势，我们要坚定“四个自信”，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就国际而言，未来的国际竞争说到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各个市场经济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差异，将直接决定其应对复杂市场环境的能力，决定其整体经济表现和综合竞争优势。对积极引领新型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而言，更好发挥制度优势，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和全球治理能力，驾驭和发展市场经济，还将为解决世界经济难题、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中国贡献。就国内而言，中国经济要实现保持中高速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新时代，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和独特优势驾驭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是着力把握好以下几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永远焕发强大生命力、保持长久优越性的根本保证。我国要发挥制度优势、更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政治优势为引领，更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动员能力和高效执行能力的重要基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础。  

以法治建设为保障，更好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们党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重大理论创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破除诸多影响市场决定性作用有效发挥的体制机制障碍，不仅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而且需要有相关制度建设予以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需要在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中进行。这就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以有效治理为目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有效的政府治理，不是越界去管市场该管的事情，也不是去管自己管不好的事情，而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不断创新体制机制，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形成更加成熟和完备的体制机制。  

吕炜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人民日报》（2018年04月17日 07版）

强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支撑

让创新成为走向未来的不竭动力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让创新成为走向未来的不竭动力。  

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其重要特点是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加快。种种迹象表明，同以往历次科技革命相比，这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面对重大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努力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我国科技创新已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根本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应当认识到，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有自主创新，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占据市场竞争的制高点、把握国际博弈的主动权。要瞄准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消费升级的方向、供给侧的短板、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统筹部署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的重大关键科技问题。  

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一是激活“企业实验室”的创新功能。弘扬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以更好促进企业成长、满足社会需求、体现企业价值。二是促进传统企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传统企业要抓住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机遇，积极同互联网接轨，以数字经济、智慧经济引领企业转型发展。三是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互补创新。国有企业具有科研人员集中、研发能力较强等特点，而民营企业更擅长在市场竞争中把握主动权。应发挥国有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努力实现战略性关键技术突破；营造良好环境，充分发挥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市场嗅觉敏锐的优势，努力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分工合作、协力发展的互补创新格局。  

奏好政府职能“退、放、进”三部曲。通过“退”，减少政府部门对创新资源的直接分配、对市场导向明确的创新活动的干预，加强同市场的协同；注重“放”，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实现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的服务功能，政府部门都可以放手，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创新服务机构和组织；实现“进”，着力加强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资助平台、信息平台、监管平台，持续稳定地抓战略、抓重大、抓前沿、抓基础。奏好政府职能“退、放、进”三部曲，就是要在科技创新中做到相信市场、尊重主体、各司其职、多元共治。  

提升科技创新的效率。一是促进成果转化。只有让“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创新优势才能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优势。要促进科技进步同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实现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三级跳”。二是深化体制改革。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深化高校和科研院所改革，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三是强化创新激励。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加强知识产权开发利用和保护，让科研人员依靠发明创造取得更多合法收益，加快建设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崔惠民马涛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人民日报》（2018年04月17日 07版）

避免无序竞争有效引导发展

推进大数据发展应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生活都有着重大影响。习近平同志指出，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深入了解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当今社会，大数据已成为基础性战略资源。深入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有利于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增添新动能。  

大数据具有量大、复杂、平等、开放等特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大数据的应用，产业能够形成智能化、信息化、集成化、精准化、协同化、个性化、敏捷化等优势，引领技术、物资、资金、人才流动，形成创新活跃、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的产业链。“三分技术七分数据，得数据者得天下”。大数据的共创共享，有利于创造新产品、新模式、新服务、新业态、新价值；有利于鼓励竞争，促进技术外溢，缩短技术生命周期，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有利于变革生产组织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近年来，我国在大数据发展方面持续发力，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大数据发展还存在“孤岛化”“碎片化”等问题，无序参与过度与创新参与不足并存，导致大数据资源配置统筹不力，部门间缺乏有效互动，开放的大数据平台缺失，大数据发展的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大数据人才队伍大而不强，大数据的应有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深入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应在以下几方面更好发挥作用。一是加强统筹规划，组织多元化主体积极参与大数据协同创新与共享，发挥不同创新主体的竞合功能和优势互补功能，实现高层次的“生产要素重组”，解决创新主体在投入和知识积累上的不足，降低研发成本和创新风险。二是推动政府部门大数据从“条”到“块”的集聚融合、系统兼容、开放共享，加速数据扩散与创新，推进大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互通整合。三是打造以政府资金为种子、民间资本为主体的风险资本筹集和使用机制。政府重点支持“产学研资”紧密结合的大数据创新联盟，重点支持周期长、难度大、见效慢的共性技术与关键技术的研发推广以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创新，大力促进难以通过市场形成的创新合作，使各类资本与大数据发展更好地对接共赢。推动大数据设备和成果的普惠服务，缩小“大数据鸿沟”，克服市场失灵。四是坚持先易后难、稳步推进，从大数据积累多、质量高、需求急的部门起步，形成持续投入、有效运营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构建创新网络，释放大数据红利。五是依托重点学科和项目培育大数据发展的领军人才，完善从人才培育、选拔、引进到评价的政策体系，打造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队伍。六是加快制定和完善关于大数据采集、创新、交换、共享等的标准，明确拥有者、使用者、管理者、投资者各方的责权利，健全关于大数据发布、保密、风险分级等的法律法规。  

翟文华周志太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人民日报》（2018年04月17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