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着力形成绿色发展的能力和战略

近代以来，工业化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对环境的持续破坏，从而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时至今日，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持续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发展方式粗放、资源环境不堪重负问题，给我国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威胁。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如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发展方式，是我国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绿色发展”。这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  

推进绿色发展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而经济发展必然涉及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人与自然之间可以形成良性循环：生态环境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如能源、水、林木、粮食等；人类社会发展则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保障，如人类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持续投入能够提高森林覆盖率、维护生物多样性等。人与自然之间也可以形成恶性循环：人类如果在经济发展中过度利用能源资源，甚至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就会造成森林和植被退化、水土流失、能源资源枯竭等一系列问题；生态环境危机又会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致命威胁。推进绿色发展，就是要防止人与自然之间出现恶性循环，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进绿色发展需要增强绿色发展能力。推进绿色发展，既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又要增强绿色发展能力。绿色发展能力是一种系统化能力，包括绿色发展关键因素的识别能力、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投入能力、环境承载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评估能力等。其中，识别能力是前提和基础。识别能力重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包括对可能造成二者之间恶性循环的脆弱环节进行识别，对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进行评判，等等。投入能力提供保障和支持。无论是发展绿色产业，还是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抑或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都需要大量投入，都需要增强有效调动和运用相关资源的投入能力。评价能力包括调控和反馈。推进绿色发展要遵循科学原则，需要通过科学手段进行测评和核查，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形成客观的评估结论，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推进绿色发展。  

推进绿色发展需要形成绿色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战略是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关联性、复杂性的发展战略，需要合理的战略规划作为指导、可靠的金融机制作为手段、持续的财税政策作为支撑。绿色发展的战略规划重在引导经济主体转变发展思路，摒弃唯GDP的发展惯性，将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绿色发展战略的金融机制是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有效引导和促进资金流入绿色发展领域，以金融手段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绿色发展战略的财税政策是指通过财政投入进一步提高绿色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通过征收排污费控制环境污染，通过设立专项基金保护自然环境，通过税收政策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通过财政补贴鼓励企业使用绿色设备。绿色发展战略能否顺利实施，与绿色发展能力密切相关。比如，只有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对可能造成二者之间恶性循环的脆弱环节进行科学识别，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绿色发展战略。  

（作者张蕴刘方荣单位：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人民日报》（2018年03月09日07版）  

实现“通事”与“通心”

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

语言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工具，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关乎国家安全与发展。当前，我国语言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但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建设仍是突出短板，影响了突发事件的处置。新形势下，如何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是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  

人类活动需要语言来沟通和组织，语言的作用在于实现“通事”与“通心”，这在突发事件处置中显得尤为重要。突发事件语言应急主要是指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利用语言（包括文字）以及语言知识、语言艺术、语言技术、语言标准、语言数据、语言产品、语言相关衍生品来参与应急处置的行为与过程，目的是避免局势恶化和事态扩大。我们可以依据不同标准对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进行分类。比如，从突发事件语言应急涉及的语言来看，可以分为突发事件外语应急、突发事件少数民族语言应急、突发事件方言应急、突发事件母语应急（如语言舆情的引导、收集）等；从突发事件语言应急涉及的主体来看，可以分为国家突发事件语言应急、区域突发事件语言应急、团体突发事件语言应急、个体突发事件语言应急等。  

《国家语言文字事业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将“国家语言应急服务和语言援助服务”列为重点工作之一，但目前我国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仍存在理论研究不充分、组织体系不健全、人员储备不齐全、实践经验不充足等问题，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尤其是突发事件处置需要。《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1年就分析了青海玉树地震救灾中出现的语言沟通障碍问题，但从现在的情况看，各方面工作和相关研究依然有待加强。这方面的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  

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是一项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性工程，既要考虑语言建设自身的特殊性，又要遵循社会治理和突发事件应急的一般规律与要求。从提升路径看，当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建设涵盖“一案三制”核心框架的突发事件语言应急体系。“一案三制”核心框架，即应急预案和应急管理体制、应急管理机制、应急管理法制。我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已大体建成，但该体系中尚缺乏国家突发事件语言应急预案。二是建设队伍健全、分工明确的突发事件语言应急组织体系。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要求整合各方面资源，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业界学者等多方协同、权责明晰的语言应急组织体系、服务体系。三是建设突发事件应急语言本体库和人才库体系。突发事件语言应急本体库应涵盖外语、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方言等语言数据，能够为突发事件应急提供强有力的语言数据支撑，解决应急救灾过程中的语言沟通问题。突发事件语言应急人才库要尽可能多地网罗能够参与突发事件语言应急的人才信息。四是建设技术支撑和资源保障体系。探索语音科技、机器翻译、即时通信等各类技术及资源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的应用价值和应用方式，加快建设突发事件语言应急的技术支撑和资源保障体系。五是建设引导社会协同参与的志愿服务体系。可以在人口普查、志愿者选拔等活动中了解公众的语言能力和志愿意向信息，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突发事件语言应急。  

（作者方寅单位：常州大学中文系）；《人民日报》（2018年03月09日07版）  

以观念整合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加强文化观念整合，也就是把社会主流思想、社会意识、民族精神、价值观、道德观等通过改革创新、交流融汇等方式统合成为一个相互协调、联系紧密的有机整体。文化观念整合程度越高，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就越强。  

从历史上看，文化观念一体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趋势。秦朝以前，我国各地观念和风俗等差异较大，文字书写也有区别。秦汉以降，各民族、各地区文化观念加速整合。秦始皇在消除诸侯割据、形成“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基础上，建立郡县制，推行“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车同轨”“修秦律”等全方位改革，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汉朝承袭秦朝的文化体制，在统一全国文化观念方面作出重要贡献。董仲舒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加强文化观念整合的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主，整合法家、道家、墨家和兵家思想，形成中华文化的主流价值观、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并绵延发展。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虽不断改朝换代，但中华文化观念体系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中华文明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冲击，我国的“仁爱”“忠义”“尚礼”“睿智”“诚信”等优秀传统出现弱化。  

历史启示我们，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文化建设必须与之相适应，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强观念整合，为强起来提供思想和理论基础。  

加强文化观念整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提升我国软实力的关键、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应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中生根、开花、结果，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铸具有强大凝聚力、向心力、吸引力和辐射力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重塑忠厚仁义、明礼守信、自强不息、创新有为的现代民族性格。  

加强文化观念整合，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融入我们内心世界、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命脉，革命文化是需要不断发扬光大的宝贵精神财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努力建设的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将三者融为有机整体，能够形成1+1+1>3的效应，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加强文化观念整合，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就是要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因此，要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消除各种腐朽思想和道德观念。同时，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使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观念成为全国各地区各民族共同的思想道德观念。  

（作者何星亮为国务院参事、中国社科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人民日报》（2018年03月09日 07版）  

中国之治体现制度的旺盛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得以落实的制度依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有效应对了各种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政治风波，同世界上一些国家乱象频生形成鲜明对比。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时代使命，着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我们的制度优势和制度潜力不断得到发掘，制度自信日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旺盛生命力，主要在于它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符合国情，顺应民意，能够为我国改革发展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一）具有深厚理论底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制度设计的根本原则，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追求。在经济建设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在政治建设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在文化建设上，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以服务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在社会建设上，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大力建设美丽中国，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制度安排。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历史趋势的基本观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根本前提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具体表现。我们党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这个实际，坚持从人民利益出发，实事求是，通过改革来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坚持独立自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以强大的政治定力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  

（二）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一脉相承、不可割裂的。任何脱离中国历史、脱离中国文化、脱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当代中国深刻变革的“拿来主义”，都不可能适用于中国。  

近代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立足中国国情，遵从人民意愿，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着眼于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既没有照搬西方的选举制度，也没有采用议会制，而是吸收传统政治参与的优长，顺应人民对民主权利的现实要求，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没有照搬西方的多党竞争制，也没有采用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而是结合中国社会政治运行与发展的特点和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与政治共识，创造性地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没有照搬民主共和国联邦制度，也没有采用会导致民族分裂的民族自决，而是结合中国集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民族杂居合作互助的传统，实行体现民族平等、让各民族得到发展进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这些制度为保障，我国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全体人民共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事实证明，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这套制度安排，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效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有效凝聚各方、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效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有效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推进民族复兴大业。中国开辟的以民族复兴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打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的路径依赖。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今天中国实现的发展奇迹，用最直接、最可信的方式告诉世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人民意愿、不断为人民造福、适应时代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它能够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  

（三）不断自我完善发展  

我国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健全不完善的方面。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增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等等。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被大胆采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日益多样有效，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人民多层次多方面的需要得到更好满足，社会就业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动生产关系不断适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形成了协调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和稳定机制，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持续快速发展。同时，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社会上层建筑不断调整完善，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日益充分地发挥出来，推动我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必将从持续的改革创新中获得不竭动力。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我们的制度自信建立在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基础上。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制度自信和改革创新的有机统一，在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坚决破除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政治保障。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使党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效能。经过努力，我们党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制度治党日益成为从严治党的重要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围绕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完善和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作者张博颖张立杰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津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人民日报》（2018年03月09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