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信心和希望　　 

“中国设定6%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像是‘在疫情笼罩下的一束亮光，照亮世界经济复苏之路’”“这显示了中国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引擎’将为提振世界经济持续发力”……国际社会普遍从今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底气，认为中国经济的确定性将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更多信心和希望。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推动经济早日走出疫情阴霾，回归发展常态，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目标和期待。中国是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从今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国际社会读出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积极信息。

中国经济恢复稳健增长势头。在极不平凡的2020年，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同比增长2.3%；中国经济走出了一条“V”形曲线，第四季度经济增长6.5%。尽管今年中国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6%以上，同时将赤字率下调至3.2%左右，不再安排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都被国际舆论认为是经济恢复稳健增长势头的积极信号。

中国经济继续高质量发展。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预期目标设定为6%以上，考虑了经济运行恢复情况，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报告同时强调“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国际舆论认为，一个恰当的、适度的增长目标表明中国政府强调增长的质量而不仅是数量，表明“中国将加大力度推进高质量发展”。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认为，这些重要信息进一步说明中国是可靠伙伴，并且是充满希望的伙伴。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将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更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积极有效利用外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这些充分表明中国与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的良好愿望。中国2020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逆势增长4%，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外贸以同比增长32.2%的成绩实现“开门红”。事实证明，只有走开放合作之路，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动能。中国必将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与各国的共同发展。

中国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世界有理由相信，坚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外贸外资稳中提质的中国，必将为世界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时间的书页不断掀开，发展的命题日新月异。“十四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发展迈上新台阶？如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总书记7日下午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三五”时期，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我国经济总量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首位；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稳步提升，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密集涌现……五年砥砺奋进，我国之所以能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当前“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面擘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从全局高度来看，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这启示我们，既要从思想认识上提高政治站位、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更要在实践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一步一个脚印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各有不同，加上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这就决定了高质量发展绝非千篇一律，必须因地制宜、符合实际。从各地实践来看，青海省结合优势和资源，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浙江省作为发展相对均衡协调的东部沿海省份，以“八八战略”为统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海南省着力推进自贸港建设，引领构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实践充分证明，结合自身实际、发挥比较优势，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能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取得新成就、书写新篇章。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必须抓紧抓好的工作。面向未来，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发展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造福更多人民。

《 人民日报 》（ 2021年03月09日   第 04 版）

握新发展理念的三个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科学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

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研究新发展理念的指导思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所追求的发展目标。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按照人的个体发展的程度，把人类社会分为依次递进的三种社会形态，其中最初的社会形态是指人对人的依赖，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通行人身依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种社会形态的特点，表现为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相对于第一种社会形态，人们有了多方面选择的自由。“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个体得到了全面、充分的发展，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所处的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当年讲，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我们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进行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分配失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资本和劳动共同分配国民收入时，资本的收益大于劳动的收益；二是在众多的、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共同分配劳动收入时，企业高管与一线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解决资本收入和劳动报酬的差距问题，需要坚持劳动价值论，明确靠劳动力红利发展就是靠一线劳动者的劳动贡献实现发展，为此必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当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时，可以通过供求机制去解决，当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时，则需要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来保证劳动者取得最低收入。也就是说，收入分配必须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相结合，放任市场调节不利于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解决国有企业高管与一线工人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同样需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的精神。此外，从理论上讲，国企高管与非国企的高管不同，本质上是一级干部，在参考干部薪酬标准的基础上发给其劳动报酬，是比较合理的做法。

劳动者报酬除工资外还包括社会福利，即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社会安全等，这些都不能简单地放任市场调节。如果把医疗卫生事业完全推向市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世纪性灾难，贫困人口可能连疫苗都打不起；如果把教育事业完全推向市场，低收入劳动者的孩子就上不起好的学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也要发挥积极作用，尤其在收入分配问题上。

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举措要更加精准务实，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发展的目标，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遇到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这就是主要问题所在。所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就是发展了但是不到位，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低端产能过剩，高端需求外溢；受疫情冲击和某些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影响，暴露出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存在的短板；GDP规模做大了，但技术含量有待提高；总体经济在发展，但城乡、区域差距有所拉大；长期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创新能力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扩张性政策下的经济增长潜藏着泡沫，等等。只有很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

人的需求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拓展、不断提升的。波澜壮阔的经济发展史，就是通过不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前进的过程。每解决一个或一批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在新的层次上再发现和解决新的问题，如此螺旋式上升，经济体便会不断步入新的发展层次。

发现和解决问题是一种能力。发现战略性问题需要战略性能力。战略性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发现战略性问题首先需要对所处的时代和大趋势有一个准确的判断。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当时，这一判断为我国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市场经济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意味着我们要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在新的层次上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要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自己。”

增强忧患意识，就是在顺利时有应对不顺利的思想准备，在取得成绩时能够预防可能的失败，在平常的日子里能够意识到“灰犀牛”“黑天鹅”等潜在威胁。忧患意识还表现在能辩证科学地看待自己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对胜利有清醒的认识，明白是什么原因成就了胜利，是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是一定发展阶段的特殊现象还是普遍规律。不盲目乐观，而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必须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引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GDP做大了，但制造业和农业还不强。制造业涉及谁来装备这个国家的问题，涉及一个国家如何强大的问题。现代化国家发展强大的基础在于制造业，我国应当在做强制造业上下功夫。农业是很特殊的产业，在灾难和战争期间拿黄金、白银也买不到粮食，现代化强国必须能够掌握本国粮食安全的主动权。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粮为纲，纲举目张。当前，农业的地位依然重要，中国人的饭碗一定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尤其对金融风险有预判能力。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简单地说，就是中央银行提供的货币供应量应同预期的经济增长保持在相匹配的合理水平。如果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过多地加杠杆，使货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进而推高股市、楼市，最终得不偿失，去杠杆是需要代价的。地方政府债务也隐藏着一定的风险，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高地方政府投资质量，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应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和国际环境存在的诸多不稳定性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必须对各种不确定性有应对的思路和能力。具体到经济领域，强调通过改革开放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积极主动地应对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李义平系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09日 15版）

完善和优化数据市场治理

近来，数据市场存在的“大数据杀熟”（同样的商品或服务，平台经济领域一些经营者针对老客户的价格反而比新客户要高）、“平台二选一”（部分电商平台要求合作商家只能入驻一家网络销售平台，不能同时入驻竞争对手平台）、“个人数据信息被泄露”等现象，引发了对我国数据市场治理的关注。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性要素，数据市场是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场景对接和价值实现的重要媒介和场所，健全优化数据市场治理是促进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快形成适应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支撑新发展格局的现代化数据市场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数据市场治理。

当前我国数据市场治理存在的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然而，由于我国数据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数据市场治理尚不成熟，目前仍然存在以下方面问题。

一是数据市场制度体系化程度不高。数字要素产权界定制度不完备，现行法律对数据要素所有权及相应的使用权、收益权均没有明确界定，不能有效保障收益权利得到合理实现；数字基建市场相关制度仍然缺位，适应5G网络共建共享要求的制度尚未建立，共建共享交易成本高、进展慢，导致各相关方利益产生矛盾；数据交易的分级分类制度不健全，尽管一些地方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国家层面统一的制度和机制不健全，导致数据开放质量不高，低容量数据、碎片化数据现象普遍，重复创建、格式问题、无效数据问题较多；数据泄露通知制度还需持续完善，通知制度的适用主体范围、触发与风险补救程序、通知和报告机制、实施机构授权等规定并不明晰，缺乏可操作性；数据市场的反垄断制度尚需改善，对“大数据杀熟”“平台二选一”“寡头市场共同支配”等数据市场特有垄断行为进行认定及处置的相关配套性规章、指南及规范性文件依然不健全。

二是数据市场治理法治化程度不高。数据市场治理相关顶层立法缺失，截至2020年底，国务院及各有关部委共出台30多项综合性或专业性与数据市场相关的政策，但在上位立法和顶层制度方面缺乏统筹，完整的法律与制度框架还未形成；数据市场整体法律体系层次性不够，法律制度断层和相关政策碎片化问题仍然突出，立法中相关部门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与职责规定均有待衔接整合；数据市场法律可操作性有待强化，主要体现在数据综合性监管体系不健全，法律监管理念和监管机构设置不能完全适应数据市场发展要求，导致执法困难。

三是数据市场监管落地化程度不高。个人数据信息保护执行不利，现实中仍广泛存在政府向企业随意或变相索要数据、向企业索要相关数据在使用后未及时销毁等情况；数据市场事前监管需加强，专项行动为主的“运动式”执法方式在短期内能解决数据市场监管面临的急迫问题，但具有被动性和功利性弱点；数据侵权行为惩处力度待增大，违法成本过低导致数据市场相关制度的落实难以形成实效，制度约束力大打折扣；数据市场监管协调难度较大，数据市场监管职能分散，各部门监管边界不清，多头监管和监管空白并存，容易产生重复监管，难以形成数据市场监管合力；数据跨境流动监管难以落实，虽已初步建立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基本框架，但相关具体制度规则细化程度不高，跨境数据流动国际合作机制相对滞后。

数据市场治理须处理好四个关系

优化我国数据市场治理，需契合国情，符合现代理念，切合国际趋势，尤其需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数据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一方面，尽快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加快推动各地区各部门间数据共享交换，建立促进公共数据开放和数据资源有效流动的制度规范。另一方面，平衡好数据市场治理和数据市场运行的关系，提升政府数据市场治理效能。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针对地方与中央两级数据市场的治理特质，构建央地两级数据治理体系。明晰数据市场治理过程中的央地事权，科学设立央地两级数据市场治理行政机构与组织体系，构建适应我国数据市场发展要求的治理构架。加强央地两级各部门的治理信息共享，强化治理统筹，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治理联动响应和协作机制。

监管与创新的关系。科学设计数据市场治理体制机制，探索高效合理的监管机制和方式方法，推动数据市场平稳运行。改变传统无限市场治理与监管的理念，改革传统“人盯人、普遍撒网”的机械监管方式，推动数据市场改革创新，有效促进数据市场治理法治化。

国际和国内的关系。加强国际交流，用国际视野审视国内数据市场基础性制度构建、规则制定和治理实践，主动参与国际数据要素流动规则制定。鼓励领先企业参与国际数据市场标准制定，推动国内数据市场标准国际化。加快建立跨境消费者数据权益保护机制，推动建立数据安全联盟。

完善数据市场治理的基础性制度

完善和优化数据市场治理，构建体系完备、规则合意、执行有效的数字治理框架，需要重视相关基础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主要包括数据产权、开放流通、市场竞争、安全监管、设施规制、收入分配六个方面。

确立数据要素产权制度。重点是建立数据产权的确立规则，形成一整套完善的数据产权认定、转让、使用、保护等规则，建立数据资产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授权制度，数据采集者应通过单独授权、明示授权等方式切实保护用户权利。还应健全数据产权保护制度，尤其是尽快建立个人信息授权许可制度。

完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首先应健全数据安全管理法律，制定分行业分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实施细则。在此基础上，完善分级分类管理制度，鼓励对非敏感数据的依法安全合理使用，鼓励各地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对本领域数据开展分级分类管理。此外，还应建设数据泄露通知制度，创新数据安全监管手段，完善数据安全保障、评估体系及安全审查制度，设立数据保护专门机构。针对跨境数据流动，重视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安全，建立内外有别的跨境数据流动安全保障体系。

健全数据流通交易制度。主要包括加快建立国家数据资源目录和数据资产管理制度，完善政企数据资源共享合作制度；探索建立正面引导清单、负面禁止清单和第三方机构认证评级相结合的数据市场准入管理制度，创新数据资产估值、数据交易定价及数据成本和收益计量等方法；设立以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为主要特色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或数字自由贸易港，持续夯实数据治理多边合作机制基础，参与反对数字贸易保护主义的磋商。

夯实数据市场治理制度。加强数据反垄断和市场监管制度建设，推进涉数据反垄断和监管治理法律法规完善工作；完善数据市场治理方法和工具体系，探索建立可追溯、可审计的数据交易登记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多元共治的数据市场治理体系，探索推动政府、平台、行业组织、企业及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共治的新型数据市场治理机制；强化数据领域竞争政策与监管政策的协调，在规则制定、工作推进、调查研究等方面加强部门协同；加强数据市场治理国际合作，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数据监管国际合作。

建设数据设施规制制度。着重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的共建共享考核指标落实，规范垄断性共建共享设施租赁费，建立市场化跨行业共享机制与规制制度。不断完善网间互联互通和公平接入制度，建立互联协议报批制度，完善互联争议解决制度，建立互联互通年度报告制度。创新部门间和地区间协同规制制度，丰富互联网数据中心等业务事中事后规制的手段，进一步加强业务许可、网站备案、网络接入、IP地址库等全国性统一平台建设。

建立数据收益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环节，建立数据要素收益初次分配机制，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在再分配环节，构建数据要素收益再分配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涉数据要素的税收制度，加强对数据密集型行业高收入调节，使数据集中程度较高行业的收入水平逐步向劳动力市场平均水平接轨。同时，加快形成公共数据开放收益合理分享机制，探索运用市场化交易机制，将获得收益纳入财政预算体系，明确公共数据市场化交易获得收益分享领域，完善公共数据非市场化转让机制。此外，健全数据普惠机制和保障保底机制，引导数据密集型企业关注社会责任，推进数据公共服务均等化。

　　（作者曾铮、王磊分别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场与价格研究所主任、副主任）；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09日 15版）

数字经济助推高质量发展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人类进入数字经济时代。2019年，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7.9%，其中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高达51.3%，美国、德国等国家则超过6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表明，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36.2%，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在线教育、远程医疗、居家办公、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我国经济稳定运行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由此可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生产和组织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互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数据已成为和土地、劳动和资本同等重要甚至更为关键的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的出现，让要素投入的种类和数量以及要素组合方式发生新的变化。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日趋智能化，依靠企业内部的大数据信息，可以实现生产各环节的合理分工和网络化协作，从而建立起更为高效的生产体系。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更为充分地掌握消费者的特征、偏好和潜在需求，挖掘更多商业机会，创造更多新产品并开拓新的市场，提高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同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让企业管理更趋扁平化，企业各层级的信息传递更加及时准确，从而提升企业的内部治理和管理决策水平。更为重要的是，数字经济催生了新的产业组织模式，从事数据收集和匹配的平台企业大量涌现。基于大数据的平台企业具有较强网络外部性，平台的经济价值以平台所拥有的用户数量的平方速度增长。由于平台企业具有固定成本较高、平均可变成本较小，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特点，企业倾向于无限扩张用户规模，能最大程度实现规模经济。平台企业在网络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的基础上，通过汇集大量买家和卖家，不断扩大商品的品种和经营范围，最大化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为企业获取利润创造条件，从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交易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平台企业的大量涌现，让共享经济获得井喷式发展，买卖个体通过平台企业实现点对点精准交易，极大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买卖双方为搜寻交易对象、议价和保障交易合同履行的交易成本较高。平台企业利用强大的数据优势，极大地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平台提供的在线评价、比较和反馈系统，为消费者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节约了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交易成本的节约进一步扩大市场范围，促进分工的发展，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分工和协作，并根据需求变化迅速发现和调整产业链合作对象，从而极大地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数字经济条件下，由信息推动的资源流动加速，加剧行业竞争，改变现有市场结构，加快优胜劣汰，提高行业整合效率，最终能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经济需要数字治理，倒逼政府管理创新，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加速政府与市场的融合。更多的经济信息，也为政府更好地作出科学规划和宏观调控以及提高经济治理水平奠定了基础，数字经济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能发挥好各自的作用，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产业融合和创新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数字经济的出现和快速增长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新的产业集群，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网络信息安全等系列产业。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集群以及横向和纵向产业关联，借助产业协同和反馈效应，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效率。同时，数字信息产业具有渗透性、外溢性、互补性特点和较高的技术提升和广泛的应用潜能，具有较大的纵向和横向外部性，能渗透到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各环节，为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当前，数字经济已从单纯的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集群走向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阶段。随着消费互联网加速向产业互联网延伸，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也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展，产销融合和产业协同创新成为融合的新趋势。数字经济通过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推动制造业、农业、零售业，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产业实现产业融合和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提升经济的增长动能，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大有后来居上趋势，成为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但在数字核心技术、数字人才培养、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政策支持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短板。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和完善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加快企业和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提高政府的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和数字经济安全水平，不断壮大数字经济，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作者唐国华、李庭燎，分别系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17BJY213〕阶段性成果）；《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0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