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

——以更大力度推动乡村振兴③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奋进新征程，我们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

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出的明确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识别并打通各类循环堵点将是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之间的双向循环存在着若干亟须打通的堵点。多措并举、攻坚克难，加快梳理和破解城乡融合发展堵点，才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山凿路、积势蓄能。

打通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堵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土地制度适应新发展格局下城乡融合发展的需求。全面推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同地、同权、同价、同责”。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深入推进建设用地整理，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土地要素保障。近年来，多地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土地征收制改革以及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试点。比如，湖北宜城、浙江义乌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的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海南文昌积极探索被征地农民的多元保障机制。这些探索，为盘活闲置土地资源、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激发土地活力和红利积累了宝贵经验。

打通城乡人口流动堵点，进一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乡双向开放理念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努力消除二元户籍制度藩篱，完善户口迁移政策，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员和其他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共享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要加快建立稳定有效的人才入乡激励机制，破解城市人才到农村、农村人才到城市“两头落不下”难题。同时，注重将产业链向县域经济延伸，吸引各类人才返乡入乡创业。

打通基本公共服务和农村金融服务供给堵点。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推动相关优质资源下沉，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要积极完善农村教育发展工作体系，推动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鼓励优秀教师人才入乡工作。要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加强城乡医院对口帮扶，建立远程医疗、创新协同、巡回医疗等稳定机制，带动乡村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还要着力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健全多元资金筹措机制，促进城乡金融资源均衡配置。例如，广西田东积极探索“党建+金融”等农村金融服务模式，努力实现从满足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到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的转变，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的努力和有效的组织保障。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面向未来，在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道路上，我们应当赋予县域更充分的自主性、更充分的政策转化权、更充分的资源整合权，从而更好激发抓实“三农”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作者吕捷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党委书记）；《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2日   第 07 版）

保障党员权利，激发干事创业动力

夯实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基础，促进党员积极行使权利，有利于激励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形成建功新时代、争创新业绩的浓厚氛围。不久前，党中央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继2004年《条例》修订以来，党中央再一次作出修订，进一步促进了党员权利保障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我们党历来重视保障党员权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更好保障党员权利，提出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为加强新时代党员权利保障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作出专门规定，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要求“党员应当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行使党员权利”，再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扩大党内基层民主，推进党务公开，畅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监督党的组织和干部、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渠道”，近年来我们党不断健全党内制度体系，推动党员权利保障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同时也要看到，党员权利保障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广大党员特别是年轻党员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行使权利、维护权益更加主动自觉，但需要积极引导、加以规范。再如，党员权利内涵不断丰富，行使渠道、载体、保障措施尚未及时跟上。实践中还存在党员权利保障不到位的情况。这次修订《条例》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明确和细化党员权利内容，充实和完善保障措施，重申和严明纪律规矩，积极回应党员关切，进一步提高党员权利保障工作的水平和效果。

推动党的事业发展，永葆党的生机活力，修订完善《条例》正当其时。《条例》共5章52条，明确规定了党员有哪些权利、怎么行使权利，党组织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保障党员权利，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党员权利保障工作中的职责任务以及责任追究等，全面细致、充分有力。其中，《条例》用13个条文，对党章规定的8个方面权利进行了明确细化，并采用“权利名称+权利内容”的方式进行表述，使党员权利便于理解、易于掌握、利于行使。另一方面，《条例》按照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划出了权利行使的边界，比如明确规定党员进行批评、揭发、检举以及提出处理、处分要求，应当通过组织渠道，不得随意扩散传播、网络散布，不得夸大和歪曲事实，更不得捏造事实、诬告陷害。《条例》还系统规定了20项保障措施，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时代要求，彰显了法治精神，回应了社会关切，得到了积极评价。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条例》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达到预期效果，最终要看是不是落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认真贯彻执行的实际行动上。广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既要认真学习《条例》，了解各项权利，积极行使权利，也要认真对照《条例》，切实履行相应职责，在保障上下功夫。有关地方和部门还要从组织领导、督促指导、教育引导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特别是对于正确行使权利的行为，要给予鼓励和支持，对于违反《条例》规定、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要坚决反对、严肃惩处，从而切实推动《条例》贯彻落实。

初心致远，使命敦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夯实党员权利保障的制度基础，必将进一步激发党员干事创业的动力、增强党的生机活力，百年大党也必然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张 洋；《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2日   第 07 版）

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严峻挑战和重大困难并存。面对这样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工作，把就业摆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首位，实施就业优先的政策，多措并举促就业、拓岗位，推动就业形势持续改善。2020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明显高于预期目标。

今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十四五”开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意义重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新的影响因素不断增加。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促进就业面临不少新挑战。我们要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充分就业，让这一民生之本扎得更深、立得更稳。

更加注重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就业领域存在结构性矛盾，根源在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错配，人才培养结构不能很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甚至一定程度上落后于产业结构升级。尽管我国技能劳动者已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5000万人，但在就业人口总量中的比例还不高。因此，要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持续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多管齐下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有序引导与支持新就业形态。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突如其来，‘新就业形态’也是突如其来。对此，我们要顺势而为，让其顺其自然、脱颖而出。”随着经济逐步恢复，就业需求在扩大，灵活就业在增加。共享经济、直播带货、网络零售等增加了新型就业，消费需求变化带动新职业快速涌现，各地也在积极培育适应新就业形态的政策环境。但是新就业形态在催生新岗位的同时，也会带来新问题。不断完善制度环境，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方能实现新就业形态快速良性发展。

充分释放“人才红利”潜力。我国有9亿劳动年龄人口，兼具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挖掘人才红利是关键。2019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7年，但我国人才资源地区分布差异显著，中小城市人才支撑不足。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培育我国经济发展新优势，都需要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主动塑造人才红利。为此，我们要继续围绕提高劳动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完善义务教育制度，加大职业教育投入。

加大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力度。统筹做好农民工转移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新增劳动力就业、去产能企业职工再就业等工作，统筹解决好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问题，加大创业补贴、担保贷款、税收优惠等支持力度。同时，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强化对灵活就业人员就业服务、劳动权益和基本生活保障，帮扶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等上岗就业。

就业关系千家万户的福祉。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就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更能让有志向的人有事业，让有本事的人有舞台。

　　（作者徐晓明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调研员）；《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2日   第 07 版）

城市治理要聚焦群众需求　

一座城市的治理水平，与当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息息相关。做好城市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顺应城市发展新形势、改革创新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笔者在四川省达州市采访发现，近年来当地不断转变思路，让群众唱主角，促使城市治理获得质的提升。

民生难点能否得到妥善解决，折射城市治理水平，也体现社会进步程度。由于城区人口不断增加，达州主要地段的公厕数量相对紧张。即便从规划到修建，当地在流程上特事特办、加快审批，但厕所新增数量依然有限，无法满足需求。对此，当地一位网友建议，可以新建，也可以推进机关单位洗手间对外开放，并建好统一标牌，既避免重复建设，又方便群众。达州充分吸纳群众建议，推动“新建”与“开放”齐步走，不到半年时间就新增了800多座“便民洗手间”，收获市民好评。可见，从群众中汲取智慧，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正是不断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键要确保城市管理的“供”，可以精准对接群众的“需”。2019年，为更好解决群众难题、增加群众便利，达州开展大走访，并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进行大调查，当年就征集到59万多条诉求，并归类梳理成20件民生事项。随后，达州号召市民对这些事项进行网络投票，选出“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进行集中整治。从征集问题到梳理问题，从盘点问题到治理整改，哪里需要改善、哪里应该提升，成为群众街谈巷议的话题。大家通过热线电话、网络留言等方式建言献策，为政府决策、落地实施提供了不少“金点子”。在此过程中，群众积极沟通、踊跃参与，既发现问题也贡献智慧，形成了城市治理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大合唱。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在达州，“查找群众的不满意”促成了一件件惠民实事，各级干部通过问效于民、推动改进完善，力争使“不满意”变成“满意”。在城市工作整治期间，各牵头部门上报整治情况及群众满意度情况，并由统计部门抽查核实，满意度测评结果会成为目标绩效考核的主要依据。这一治理效果的评价，是对群众需求的反馈，是对政府不断提高服务群众水平和能力的鞭策。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得到一一解决，不仅让城市治理成效赢得群众赞誉，也进一步彰显出把老百姓切身利益放在心上的民生温度，擦亮了城市的文明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切实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情办好，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就能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作者林治波为本报四川分社记者）；《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2日   第 07 版）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从理论和实际、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相结合的高度，深刻分析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依据，科学阐明了新发展阶段的丰富内涵。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建立在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这表明：一方面，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发展阶段内含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时期，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站到新起点上的新阶段。新发展阶段的定位，为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人均GDP只有100多美元；在改革开放初期，人均GDP只有200多美元；经过艰苦努力，到20世纪末达到1000美元，解决了温饱，实现了总体小康；进入21世纪，我国人均GDP在2006年达到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20年，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GDP总量超过100万亿元。可以说，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届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艰难起步到开启新时期，从跨入新世纪到站上新起点、进入新阶段，是党领导人民风雨同舟、披荆斩棘、砥砺奋进、接续奋斗的结果。这个发展过程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用几十年时间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没有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用勤劳、智慧和勇气创造了人间奇迹。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需要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要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前进征途上我们可能会遇到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挑战之大前所未有，任务之重不容懈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基础上增强斗争意识、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作者辛向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2日   第 09 版）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城镇化工作，召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了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推动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城镇化发展规律，着眼于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十四五”和未来一个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意义重大。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新型城镇化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和空间载体保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要求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核心，更好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破除制约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把城市建设成为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载体，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要求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相互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新型城镇化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科技创新提升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以管理创新提升城乡社会活力和韧性，以制度创新提升城乡要素配置效率；以协调为内生特点，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活力和人口承载能力，推动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以绿色为普遍形态，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布局，统筹城市布局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宜居城市；以开放为必由之路，进一步扩大资源要素配置范围，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全球资源要素的强大引力场，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共享为根本目的，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水平，持续提高城乡居民生活品质，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之路。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了战略部署。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既能创造巨大国内需求，又能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一方面，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是集聚要素、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不同区域、不同城市基于各自主体功能定位形成的优势互补的分工关系，能够带动商品和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引导商品和要素在不同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之间流动，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今天，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还能通过促进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吸引全球高端要素向这些区域集聚，成为推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枢纽，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

　　（作者史育龙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研究员）；《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2日   第 09 版）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努力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切实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是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准确把握世界大势，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作出全面规划，为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集中体现了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显著优势。“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需要破解许多难题，必须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切实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具体制度，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党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进一步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健全的制度机制作保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应对各种风险考验，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根本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持续推进制度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管长远的制度建设同解决突出问题相结合，把整体推进同重点突破相结合，把改革创新同法律法规立改废释相结合，把破除体制机制顽疾同解决新出现的矛盾问题相结合，使各方面体制机制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形成了集中统一的改革领导体制、务实高效的统筹决策机制、上下联动的协调推进机制、追责问效的督察落实机制，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奠定了坚实基础。“十四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亟须进一步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通过制度创新释放改革红利、彰显制度优势、保持发展定力，把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有机统一起来，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把党的组织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充分发挥高质量党建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需要通过制定责任清单、加强督促检查等方式，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党的重大决策部署有效落实，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把党的组织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作者秦龙，刘舒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2日   第 09 版）

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中国人常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北京时间1月21日，中方宣布对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的28名人员实施制裁，包括特朗普政府中的蓬佩奥、纳瓦罗、奥布莱恩、史达伟、波廷杰、阿扎、克拉奇、克拉夫特以及博尔顿、班农等。这些人及其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他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也已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中方的正当、合理、必要反制，彰显了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决心。

过去几年，美国一些反华政客出于一己政治私利和对华偏见仇恨，罔顾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一次次突破道德和国际法底线，策划、推动实施了一系列疯狂的行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他们这么做，就是想复活“麦卡锡主义”的幽灵，破坏中美之间的联系，煽动两国民意的对立，损害两国互信的根基，从而把中美再次拖进大国冲突与对抗的陷阱。正是在这些反华政客的毒害下，美国上届政府在对中国战略性认知问题上犯了根本性错误，把中国作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竭尽打压、污蔑、抹黑之能事，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将中美关系带入建交以来最严峻局面。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台湾、涉港、涉藏、涉疆等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方核心利益，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任何国家和势力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任何人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不挑事，但也不怕事。我们多次说过，那些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人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说到做到，任何国家和势力对此都不应抱有任何幻想。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加强对话，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应有的担当。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中国对美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顺应人民愿望，理性客观看待中国，同中方相向而行，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中美关系尽快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2日   第 16 版）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这是党中央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策部署，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夯实“中国之治”的基石。

完善社会治理体制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完善社会治理体制。要横向构建共治同心圆，纵向打造善治指挥链，增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向心力和制度执行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构建党委领导体制。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加强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社会治理重大问题。发挥平安建设领导（协调）小组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等作用，调动各部门各单位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区域统筹、条块协同、共建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新格局。

构建政府负责体制。政府要全面正确履行职责，将该由政府管理的社会事务管好、管到位。加强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安全监管，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运用法治方式和现代科技加强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和应急处置，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

构建群团组织助推体制。完善党建带群建制度机制，推动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最广泛动员、组织群众投身社会治理实践。探索把适合群团组织承担的社会管理服务职能按法定程序转由群团组织行使，拓宽群团组织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预防违法犯罪的制度化渠道。

构建社会组织协同体制。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相统一，确保社会组织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改革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制度。当前，要重点扶持发展城乡基层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专业调处类、治保维稳类等社会组织，发挥它们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构建人民群众参与体制。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依法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健全促进市场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企业利用技术、数据、人才优势参与社会治理，主动承担起安全生产、合规经营等责任。拓宽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加强流动人口、网民以及自由职业者等新兴群体的群众工作，构建基层“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蕴含着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的新要求，主要体现在发挥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作用上。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实践结晶，也是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

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坚持政治引领是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中体现中国道路的特色标志，是我们党领导社会治理工作的宝贵经验，是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现实需要。要以科学的政治理论引领社会治理方向，坚持不懈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坚持不懈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农村、进社区，坚持不懈引导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坚强的政治领导厚植社会治理优势，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社会治理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以正确的政治路线引领社会治理方向，制定执行社会治理现代化大政方针、部署推进重大战略、研究确定工作措施都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夯实社会治理根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拓宽民主渠道，接受人民监督，让人民群众成为最大受益者、最广参与者、最终评判者。以良好的政治生态优化社会治理环境，特别是要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持之以恒、坚定不移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断促进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山清水秀。

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法治是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中体现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快制定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急需的法律法规、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法律法规，创新完善相关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以良法保障善治。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大生产安全、生态环境、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加强执法司法制约监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习惯。

发挥德治教化作用。德治是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中体现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标志。要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深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让社会和谐稳定建立在较高道德水平之上。深入挖掘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精髓，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不竭精神动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把道德内容纳入各类规则，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实施文明创建工程，加强见义勇为激励表彰，形成凡人善举层出不穷、向上向善蔚然成风的良好局面。

发挥自治强基作用。自治是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中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标志。基层群众自治伴随着新中国发展历程而生长起来，是最广泛、最直接、最有效的民主实践。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构建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区治理体系。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等形式，广泛开展村民说事、民情恳谈等基层民主协商活动，画好基层社会共治同心圆。

发挥智治支撑作用。“智治”是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中体现新科技革命的重要标志。现代科技为“中国之治”引入新范式、创造新工具、构建新模式。要把智能化建设上升为重要的治理方式——“智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架构、运行机制、工作流程智能化再造。构建“智治”基础设施体系，统筹规划政务数据资源和社会数据资源，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和重要领域信息资源建设，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构建“智治”深度应用体系，推进“智辅科学决策”“智防风险挑战”“智助管理服务”，拓展社会治理场景应用。构建“智治”安全防护体系，加强工业、能源、金融、电信、交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领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提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事件分析、追踪溯源能力。

优化社会治理层级功能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省、市、县、乡各个行政层级既集中统一领导，又实行分级治理，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又发挥各层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显著特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明确从中央到省、市、县、乡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职能定位，充分发挥各层级的重要作用，努力打造权责明晰、高效联动、上下贯通、运转灵活的社会治理指挥体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特别突出强调中央、市域、基层三个层级的特殊职能和特殊作用。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社会治理现代化顶层设计，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党中央对社会治理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决定社会治理大政方针、重大举措、重大事项。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的意见》，进一步加强了战略设计和整体谋划。成立了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组织领导平安中国建设工作，研究拟定平安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总体思路、重点工作、政策措施，协调解决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问题。要聚焦党中央要求、人民群众期待，科学设置指标体系和考评标准，加强督促检查和考核问效，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发挥市域前线指挥部功能，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把重大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市域。市域是重大矛盾风险的产生地、集聚地。市域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能力和统筹能力，是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理层级，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前线指挥部。“十四五”时期，还将有上亿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城市人口将逐步达到总人口的70%左右。我们要把加强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撬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战略支点来抓，常态化做好应对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法治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做到防范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及时把重大风险防控化解在市域。积极推进市域社会治理试点，不断完善试点方案和工作指引，细化分类指导和评价考核，推出一批分别适合东中西部实际的社会治理模式。坚持全周期管理，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程治理机制，实现全过程、全要素、全场景动态治理。强化平战结合，在体制上用活存量、机制上用够增量、手段上用好变量、动力上用足能量，提升社会治理实战水平。

发挥基层桥头堡功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小矛盾小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牢牢抓住基层基础这一本源，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树立强基固本思想，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源下投，建立健全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向基层放权赋能，制定权责清单，进一步厘清不同层级、部门、岗位之间的职责边界，把更多行政执法管理和公共服务职权下放到乡镇街道。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培育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加强对城乡社区工作者和网格管理员队伍的教育培训、规范管理、职业保障、表彰奖励，有效激发工作积极性。

陈一新；《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2日   第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