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以更大力度推动乡村振兴①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这一重要科学判断立足中国国情农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全面看待和深刻理解“三农”问题，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现“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关键是推动发展目标的转向、战略任务和投入重点的转移以及工作体系、政策体系的转型和完善，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投入、体制和政策保障。

当前，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要将“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在新发展阶段，无论是较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要把“三农”发展目标转移到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上来。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借鉴国际经验，尽快研究制定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和目标值。

乡村振兴涉及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等诸多领域。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聚焦乡村产业、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农村改革、乡村建设、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治理等重点任务，加快补齐短板，强化薄弱环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见实效。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提高脱贫质量，增强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建立防止返贫和新致贫长效机制，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和核心内容。作为脱贫攻坚的接续战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于激发内生活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提升内生发展能力，走内生型乡村振兴之路。

与脱贫攻坚相比，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间更长、范围更广、难度更大，必须采取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打赢这场持久战。从脱贫攻坚战转向乡村振兴持久战，需要做好长远全局谋划，强化资金、人才等投入保障，分阶段扎实稳步推进。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建立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同时发挥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同效应，积极引导城市资本下乡和社会资本进入，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格局。在人才保障上，要加强农村干部队伍建设，鼓励和支持各级各类人才下乡、农民工返乡和城镇居民回乡，做好农村干部、经营主体、农民的技能和素质培训，为农村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减贫工作体系，形成了包括组织领导、驻村帮扶、资金投入、金融服务、社会参与、责任监督、考核评估等在内的制度体系。推动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需要认真总结并借鉴脱贫攻坚中的有益经验和有效做法，逐步建立一个符合乡村振兴要求的新的工作体系。要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明确各级政府责任和分工，制定实施乡村振兴标准体系、统计体系和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强化乡村振兴绩效评价、考核和监督，确保乡村振兴全面扎实推进。

实现“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还应推动政策体系的完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建立有利于乡村振兴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和强农惠农政策体系。当前，要对现行的脱贫攻坚政策进行全面梳理，对其适应性进行科学评估，按照其性质实行分类处置，逐步将现有的扶贫政策分类纳入到乡村振兴战略下统一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农村支持政策、欠发达地区政策和社会保护政策体系之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魏后凯为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0日   第 07 版）

把绿色低碳发展纳入宏观经济治理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作出重要部署。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需要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也需要把绿色低碳发展纳入宏观经济治理，完善财政、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支持政策，努力在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国经济的全面绿色转型。

最近，有关部门在回应金融业服务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时指出，要做好绿色金融政策设计和规划，发挥出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三大功能，逐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的五大支柱。当前，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超过11万亿元、绿色债券余额1万多亿元，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位。这为我国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厚植了金融保障。与此同时，绿色金融从总量上的优势转化为结构上的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有赖于打基础、利长远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发力。比如，对风电和光伏、新能源汽车的有效支持，离不开产业政策的引导、区域布局的优化，改革完善激励相容的绿色投融资体系。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必然选择。

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一项关系全局的系统工程。从问题角度看，只有坚持系统思维，努力把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同经济社会发展一体谋划、一同部署，才能避免各项政策各自为战，杜绝责任不清、相互推诿等问题。有的地方将环保红线视为额外负担、发展制约，甚至把绿色低碳与高质量发展割裂开来。殊不知，绿色产业蓬勃发展，本身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可以倒逼经济转型升级，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在更高水平相匹配相适应。正因此，必须杜绝环保和发展“两张皮”，强化系统集成、形成协同效应。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做好经济工作必须更注重精细、精准，“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举措要更加精准务实，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绿色转型的“全面”与宏观经济治理的“系统”，交汇点在于加快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尽快形成导向清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激励有效、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大环保”格局。这意味着产业、能源、投资结构等都将发生深刻转变，政府、市场、社会政策也都要各司其职。比如降低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既需要善用政府规划的疏导功能，又需要激励市场主体技术创新，还要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托好底。更加注重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高质量发展上结合好，才能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同时，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干部很关键。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同时，也要在干部考核中引入“绿色指数”，用考核“指挥棒”鼓励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将绿色发展进行到底。拿出披荆斩棘、闯关夺隘的拼劲，秉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韧劲，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我们定能在不懈奋斗中育先机、开新局，在全面绿色转型中创造出中国经济更加灿烂的发展前景。

周人杰；《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0日   第 07 版）

保护海洋，治理微型塑料污染

【现象】不久前，中国第三十七次南极考察队出征，开展水文气象、生态环境等科学调查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执行南大洋微塑料、海漂垃圾等新型污染物业务化监测。近年来，在我国开展的多次大洋和极地科考中，均检测出了海洋中的微塑料。相比大型塑料，这种直径小于5毫米的微塑料肉眼往往难以辨别，更隐蔽、不易清理，具有很大的潜在危害。

【点评】

海洋微塑料到底从何而来？调查研究发现，一部分海洋微塑料由大型塑料破碎化而来，另一部分来自流入大海的原料，如树脂颗粒、个人护理品和清洁剂中的塑料磨砂等。事实上，从近海到大洋，从赤道到极地，从海洋表层到大洋深处，全球海域都出现了微塑料。

2015年，联合国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把海洋微塑料对海洋生物的危害程度等同于大型海洋塑料垃圾。华东师范大学施华宏教授介绍，比较大的塑料被鲸鱼等大型海洋动物误食，造成的往往是机械损伤，而微塑料过于细小，有可能进入生物体的其他器官，造成更大的伤害。微塑料本身含有增塑剂等添加剂，还能吸附环境里的化学物质，具有一定的化学毒性。根据化学污染物沿食物链的传递规律，营养级越高的生物，体内累积的有毒物质往往越多。

海洋微塑料问题的严峻性还在于，有些塑料经过几百年才会完全降解。原有积累下来的大型塑料还在经历着侵蚀、风化、迁移、破碎至微小的过程，海洋塑料垃圾在洋流的作用下可远距离迁移，新的塑料还在源源不断产生。有统计表明，全球每年有几百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新旧叠加，海洋微塑料的总量令人担忧。

在生态保护领域，有一项预警性原则。面对存在潜在危害的污染物，需要提前做好应对、尽早介入。我国是塑料制造生产大国，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相关环保问题，始终积极推进无害化处理，努力从源头减少塑料垃圾进入海洋环境。与近年来国际同类调查结果相比，我国近海表层水体微塑料含量处于中低水平。尤其在沿海地带，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在海洋部门的引导下，主动参与清洁海滩的活动。随着海洋调查的深入研究、微塑料知识的科学普及，相信会有更多人加入保护海洋的行列。

万物生灵息息相关，立足长远，必须实现人与海洋和谐共生。海洋微塑料防治相关工作不仅涉及监测调查、塑料生产和回收处置，还涉及法律政策制定、社会公众环境意识教育等多个方面。面向未来，既要在塑料源头和去向上下功夫，比如尽量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加强对微塑料的拦截和降解处理等，也要提高公众对微塑料污染的认识，共同呵护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

刘诗瑶；《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0日   第 07 版）

打通服务社区居民“最后一公里”

消杀测温、运送物资、代收快递……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物业服务人员格外忙碌，全国700余万物业服务人员配合社区联防联控，牢牢筑起一道安全防线。住宅物业管理对于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城市安全运行、社会和谐稳定、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意义更加凸显。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末梢，也是基层治理的重点，而物业管理正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物业不仅管理社区建筑物、能源供应等，还承担了卫生防疫、垃圾分类等社会管理职能。也要看到，当前党建工作对物业管理的引领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业委会治理结构不合理，物业服务质量不高，物业服务监管机制需要健全。为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10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对提升住宅物业管理水平和效能提出要求，为打通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提供制度支持。

加强住宅物业管理，推动物业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们对健康、养老、育幼、家政等生活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这类生活服务场景很大一部分都在社区。满足居民最迫切的需求，提供因地制宜的服务，“近水楼台”的物业最有先天优势。正因如此，《通知》提出“推动发展生活服务业”的要求。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向生活服务领域延伸，既能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居住生活需求，也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

加强住宅物业管理，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意义重大。以就业为例，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对803家物业服务企业调查的结果显示，2020年新增就业人员超过30万人。按照《通知》要求，做大做强物业管理行业，有利于稳就业、保民生。

新形势下，打通物业服务“最后一公里”，需要更加公开透明的监督。居民与物业之间，往往由于物业信息不够公开透明发生纠纷。应当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如实公布诸如物业服务内容和标准、收费项目和标准、物业费和业主共有部分经营收益收支情况等信息，保障居民的知情权、选择权，从而更好得到居民的理解和认可。同时还要加快建立完善物业服务企业红黑名单制度，推动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

新形势下，物业服务也需插上智慧的翅膀，加强技术运用和机制创新。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加强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物业管理服务中的应用，促进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发展，创造更多定制化产品和个性化服务来满足居民不同需求。同时，在治理结构、资金使用等方面探索新机制，提升服务品质和效率。比如一些社区探索使用公共维修资金购买电梯安全责任保险，电梯出了故障后让保险公司先行赔付，这样就能尽快进入维修流程，为破解公共维修资金使用难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加强住宅和物业管理不仅要政府和企业发力，还要调动居民、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区志愿者、驻区单位等多方的积极性，实现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惟其如此，物业才能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赵展慧；《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0日   第 07 版）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近年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变革、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以土地、劳动力、资本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则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增列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进一步提出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数字化发展。这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

如果说新一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科技革命代表的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先进生产力，那么，由智能手机、智能汽车等智能产品所带来的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平台支撑、智能主导、价值共创的产业变革，则正在塑造数字经济时代的主要生产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推出一系列前瞻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特别是网络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成功地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人口红利转化为数据红利，探索出适合新兴市场发展环境、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36.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7%。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极大促进了我国消费端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零售业的现代化。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位居世界前列。这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四五”时期，我们要紧紧抓住发展数字经济的机遇，加大以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将我国拥有的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优势转化为数据红利。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数据流通、共享和合作打通供应链上下游的堵点，补齐短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用户数据中洞察用户潜在需求，提供以用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高质量供给，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依托智慧农业、智慧旅游、智慧物流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加速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县乡消费潜力。依托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养老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有效缓解我国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稀缺问题，提高服务效率，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需要加强科技创新，高度重视数字技术与生物、材料、能源等技术的交叉融合，加强能够为数字经济时代创造新场景的颠覆性数字技术创新，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基础科学原始创新。以数字技能为抓手推动劳动力市场和教育供给侧改革，加大力度培养既有行业背景又有数字化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加快我国产业数字化进程和产业链创新。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健全数字规则和监管，加强数据治理和流动，促进包容式增长和中小企业创新，让全社会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市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通过数据要素的全球流动整合全球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作者陈煜波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0日   第 09 版）

注重需求侧管理

让消费的引擎作用更加强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同时需要注重需求侧管理，让消费的引擎作用更加强劲。

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是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扩大内需不是单纯的刺激总需求，而是要注重需求侧管理，在发挥投资关键性作用的同时，注重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不断释放消费需求潜力。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实现了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的转变。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近5年以来，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了投资的贡献率，2019年消费需求对GDP增长贡献率已达57.8%，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强劲。

需求侧管理把着力点放在需求端、消费者上。消费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居民消费能力、消费愿望以及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等因素。注重需求侧管理，要把握好政策着力点，重点是打通制约消费需求增长的堵点，补齐短板，释放消费需求潜力，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一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逐渐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会改变收入分配结构，也会促进有效需求大幅增长。二是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19年我国减税降费规模达到2.36万亿元，数千万家企业和数亿民众享受了减税降费的政策红利。未来减税降费仍有一定空间，要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强活力。三是做好基本民生保障工作，促进重点群体多渠道就业，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加大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社会保障投入，完善相关制度，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四是改善消费环境，让居民放心消费。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率，着力解决居民关心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提升居民消费信心。

在注重需求侧管理的同时，牢牢把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扩大消费、提高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离不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我国产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的品种、质量还难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状况。为适应居民消费升级需要，要增加有效供给，促进消费升级。

　　（作者许永兵为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0日   第 09 版）

深化务实合作 推动可持续发展

携手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加剧，绿色发展成为各国关注的课题。习近平主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各方的最大利益契合点和最佳合作切入点”“要坚持绿色发展，致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搭建的合作共赢平台。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始终注重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其中。“十三五”期间，我国出台《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等，在努力实现自身绿色发展的同时，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和地区围绕绿色发展开展了领域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取得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更属于世界。中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方，长期致力于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并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加强绿色文明互鉴、拓展绿色合作维度，夯实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基础，与参与国家和地区一道为世界注入绿色发展动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强调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倡导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原则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新格局，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以资源节约、清洁能源、能效提升、低碳技术等为发展重点，是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相关各方以生态环境和技术合作为着眼点，开展政策协调、拓展合作领域、落实合作项目，探索永续发展之路。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绿色发展之路。近年来，中国围绕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引导相关各方积极参与，进一步完善了从多渠道、多角度守护绿水青山的政策体系。2015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推进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2017年发布的《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与《“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将生态文明、生态环保、绿色发展列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特征，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目标、内涵、范围、路径等作出具体规定。此外，出台绿色产品标准认证、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化等相关标准，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供更清晰、更具体的绿色标准，有力推动相关项目落地实施。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促进团结合作、互利共赢。习近平主席指出：“在气候变化挑战面前，人类命运与共，单边主义没有出路。”为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工作稳步有序开展，中国于2015年成立“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确定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为提供技术支持的牵头机构，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工作提供组织机制保障。组建“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逐步建立从政策协调到项目实施管理的多层级工作体制。积极落实《巴黎协定》，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关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启动“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平台，举办“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国际高层对话等系列主题交流活动，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生态环保合作与绿色发展提供新的桥梁和纽带。

　　（作者许勤华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0日   第 09 版）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党中央深刻洞悉国内国际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科学判断和战略选择，凸显了坚持扩大内需在国家中长期发展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一项关乎发展新格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深入学习领会、全面准确理解、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关于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重要新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对我国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意义重大。

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重大意义

“十四五”及未来更长时期，将内需体系培育好、完善好、发展好，使之更加体系化，具有重大意义。

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对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有利于防范化解内外部风险挑战，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支撑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必然选择。保持中高速增长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客观现实。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仍要保持中高速增长。2019年，内需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9%，已经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支撑。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有利于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充分激发出来，稳住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基本盘”。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消费需求，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需求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7.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高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1.9个百分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需求升级是大势所趋。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有利于充分发挥需求对供给的牵引作用，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要把握的方向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必须牢牢把握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大方向。《建议》从三个方面作出了部署。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中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质量、服务难以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必须更加重视对接消费需求，通过不断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把被抑制的市场需求释放出来，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把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效率越高，有效需求越强。当前，一些制约全国统一要素市场建设、妨碍商品服务跨区域城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消除。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必须进一步强化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依托强大国内市场，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把扩大国内需求和推动产业协调发展结合起来。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实体经济发展得越好，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越强。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促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产业门类关系协调作为扩大国内需求的主战场，更好发挥国内需求升级在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中的牵引作用。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重点任务

《建议》从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两个方面，系统部署了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重点任务。

全面促进消费。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国有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绝对规模世界最大。从趋势看，我国消费水平和品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现代科技、生产方式相结合，蕴含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必须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一是提升传统消费。汽车、住房等传统消费在居民消费结构中占比较大。截至2020年6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6亿辆。巨大的汽车保有量使汽车消费量的扩张空间缩小，质的提升需求扩大。新能源汽车、中高档汽车需求持续增加，汽车更新换代速度也在加快，为汽车产业发展拓展了新空间。我国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新市民和年轻人的住房问题，每年还有一定的新增住房消费需求。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危房改造力度，将释放更多的改善性更新需求。这些新增需求都是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需求，对提升传统消费有很大促进作用。提升传统消费，关键是要以质量品牌为核心，朝着绿色、健康、安全的方向发展。

二是培育新型消费。新型消费增长是生活水平提高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云经济”、“云消费”、无接触交易服务发展较快，表明发展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促进服务业线上线下融合、拓展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覆盖面具有广阔发展空间，是提升消费的新增长点。

三是发展服务消费。居民消费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提升是客观规律。2019年，我国人均服务业消费支出接近1万元，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5.9%。受体制机制和相关政策影响，我国健康、养老、育幼、文旅、体育等服务业准入门槛较高、开放程度不够，服务供给规模和质量还不高，标准化、品牌化建设不足，一些服务消费需求潜力尚未被充分激发出来。这要求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

四是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公共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财政承受能力支持和可持续前提下，适度增加公共消费，发挥其杠杆作用。《建议》把公共消费作为全面促进消费的重要内容，提出适当增加公共消费。这有利于居民激发消费意愿、增强消费能力。

五是开拓城乡消费市场。2019年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28063元和13328元，城乡差距较大。在开拓城乡消费市场的基础上，更好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优势地区带动作用，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市场，健全现代流通体系，提高城乡配送效率，丰富适合农村消费者的商品供给，加强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促进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

拓展投资空间。投资需求是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基础设施、民生等领域的投资积累还不够，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也暴露了我国在科技创新体系和防灾备灾体系等方面的投资强度还不高。总体而言，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还有可拓展空间，关键是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使投资在促消费、惠民生、调结构、增功能、强后劲、促协调等方面持续发挥支撑作用，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防止出现新的产能过剩。

《建议》重点部署了四个投资领域。一是聚焦基础设施、农业农村和民生保障等既有需求又有空间的短板领域，进一步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撑作用。二是着眼于提高传统产业创新能力和水平，鼓励企业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力度，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是着眼于加快培育新增长点，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增强新产业新业态顺应新需求新模式的能力。四是着眼于增强基础支撑能力、提升跨区域协同水平和保障生态安全等，加大一批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投资。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政策支持

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根本要靠扩大需求的内生动力，必须发挥政策引领作用，形成有利于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政策支持体系。

完善消费政策。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必须加快完善“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的政策环境。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增强人民消费能力。完善节假日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扩大节假日消费。对于汽车等消费品，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针对住房消费，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完善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效控制住房消费对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针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维权成本高、侵权成本低这一老大难问题，改善消费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改革投融资体制机制。拓展投资空间，根本要靠体制机制改革，必须健全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在投资方面，重点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壁垒，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在融资方面，创新融资机制，畅通投资项目的融资渠道，健全金融支持体系，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优化政策性金融，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等。

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必须推动“两头在外”“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向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转变。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全面提升我国商品和服务质量，增强出口竞争力，增加优质产品进口。

完善宏观政策支持体系。内需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需要平稳健康的宏观经济环境。必须重视预期管理，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

谢伏瞻；《 人民日报 》（ 2021年01月20日   第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