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在数据,应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推进城市治理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
让城市发展更智慧一些,离不开制度创新更进一步。依靠科技和制度双重创新驱动,打破“数据桎梏”,才能不断提升智慧城市数字治理的水平
网上缴水电费,办证免排队,不见面审批,成为许多城市的寻常景象;河道垃圾可被自动识别,工业噪声、城市噪音可被自动监测,城市环境变得更加宜居;全息感知的十字路口可智慧监测交通压力,实现从“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跨越……今天,越来越多的便捷服务在城市普及,智慧城市建设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这一重要要求,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运用前沿技术,打破政府各部门间的“数据孤岛”,推动智慧城市标准体系建设,助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下一步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方向。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在数据,应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推进城市治理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近日,媒体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一些城市数字化程度不高、基础数据欠账较多;数字治理平台重复建设,因缺少统筹而未能成网;数据无法互通,造成平台数据源运行难;数据不充足,限制地方数字化治理的思维和作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智慧城市建设还需付出更多努力,应从各类应用、各种技术拼接组合的阶段向系统集成、泛在互联的阶段跃进。这也表明,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仍然滞后,需要按下加速键。
让城市发展更智慧一些,离不开制度创新更进一步。随着智慧城市治理实践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数据积累难、共享难的问题,背后都有体制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比如,数据因归集难、无标准而无法互通,会让有些智慧平台难有用武之地;缺乏数据监管机制和技术,导致相关部门担心泄露问题而不愿分享重要数据;地方数据管理权限不高,会影响相关治理的大数据分析以及相关业务的办理。这些问题,都有待制度创新来破题。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完善,依靠科技和制度双重创新驱动,打破“数据桎梏”,才能不断提升智慧城市数字治理的水平。
智慧城市建设既是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工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不少城市的智慧平台归集了本地人口、企业信息等数据。负责数字城市建设的地方干部直观感受到,只有直接服务群众才能实现数据积累,归集到更广泛而准确的数据,但疫情防控毕竟是特殊情况,常态化开展服务、实现数据沉淀是各地的迫切需要。地方领导干部只有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才能让智慧城市的效果显现出来。
去年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方“将推动制定智慧城市指导原则,为亚太创新城市发展提供样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革和建设统一起来,让城市既有“大脑”统一调度又有“肢体”高效协同,我们就能为人民群众创造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的生产、生活环境,创造更多智慧城市建设的“中国经验”。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盘和林; 《 人民日报 》( 2021年02月03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