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

《人民日报》（2012年10月23日 12版）

如果要总结出传统观念、成见偏见阻碍社会事业发展的典型案例，在公益慈善界恐怕是相当容易的。如同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会用了10多年时间才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洪水猛兽一样，我国社会对于社会组织功能的认识，也同样在经历着一个类似的历史性转型过程。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社会对“慈善”持负面看法的不在少数，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都熟悉“伪慈善”、“披着慈善的外衣”一类的词汇，因为那曾是我们这一代人长期使用的“常识性”批判工具。与此同时，大家对社会组织更为陌生，一种传统的思维惯性就是：社会组织就是非政府组织，而非政府组织就一定要与政府组织严格区分并且要突出其独立性，理论上甚至还要特别强调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性功能。结果，相当多的人们对非政府组织怀有多方面的担心。尽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早已深入人心，但是许多公益活动长期以来都是依靠政府组织，而社会的活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所幸的是，由于社会的高度开放和政策的快速调整，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功能正在被全面地激活，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建设的任务摆上了议事日程。

回顾过去10年社会管理的发展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在公益慈善领域，一个最大的理念变化就是，整个社会已经将慈善视为一种风尚，而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功能则被大众系统地接受。如果要确定具体的转型标志，最早的政策导向是2001年所建立的“中南海捐赠站”以及中央领导人以普通公民参与的经常性捐赠。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议中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明确地对慈善事业予以定位。这一年，国务院通过了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2005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更进一步将慈善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范畴，中央机关公务员开展了为期3年对受灾地区的连续捐赠。民政部也正式设立慈善工作处，这一年，还召开了第一届中华慈善大会并颁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党的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重申了发展慈善事业的目标。由此可见，2008年，由于汶川大地震救灾所爆发的全民慈善热情，被社会称之为“中国公益元年”，这决不是偶然的。

社会开放与经济开放的呈现形式是有区别的。社会管理方面的政策性调整，关键是突破了“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传统管理模式，在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体制的过程中，将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作为了重点。一些数据也许能够说明基本的问题：2004年，中国的社会团体为15.3万个，而在2011年则达到25.5万个，也就是说，整整增加了10万个以上；而民办非企业单位，2004年为13.5万个，2011年则达到20.4万个，增加了近7万个；基金会则由2004年的892个增加到2011年的2614个；全体社会组织的就业人员到2011年已经达到599.3万人，社会组织开始成为一个逐步发展的巨大行业。社会组织在养老服务、儿童照料、残障人士的保障等方面所提供的服务，正在逐步成为社会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日益体会到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的优势。

我曾经担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见证了慈善组织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的发展进程。2005年，我曾经和慈善界的许多人士交换意见，希望提出一个目标：通过5年努力，到2010年，全国的捐赠款物达到500亿元。这个提议曾经被有些人当作笑话，他们认为我不了解中国国情，因为2005年全国的捐赠款物无论如何统计也就是100亿元左右，要在未来5年增长几倍是不可能的。

汶川大地震那年，全国捐赠款物超过1000亿元。有人认为，这是特例，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但是2009年，全国的捐赠款物超出了500亿元，2010年，按照民政部的严格核实，捐赠数额达到了601.7亿元。

更让人欣喜的是，通过10年来的发展，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新型互动：政府开始规模性地采购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2012年春，中央财政公开用2亿元的资金来向社会组织采购各个地方的社会服务项目，这是一个相当良好的开端。对此，有个别年轻人有些不解：如此发展，民间组织要依赖政府的财政，还会有自身的独立性吗？其实，政府已经离不开民间组织，民间组织也需要政府的多方面支持，这种互相依赖的密切关系，恰恰是一种健康的新型社会结构，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趋势，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支持这一趋势的快速发展。

相信柔性的力量（凝眸·十年）

杨子强

《人民日报》（2012年10月23日 12版）

水是至柔至刚的力量，在广袤的土地上流淌，沐浴众生，滋润万物；在贫瘠的沟壑旁盘绕，开山破石，悄悄然有万钧之力。

如果要问这种力量来自哪里，或许在“上善若水”的解读里，在“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的字里行间能够找寻到力量的所在。这柔性的力量，何尝不是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钥匙。回首十年，从点到面，从刚到柔，从单一到联动，从惩治到预防，你会发觉公权力正以水的姿态流淌在社会的泥土中，这柔性的力量正消逝着彼此的缝隙，正凝聚着社会的共识。

水是大地温柔的抚慰，没有外科手术式的切割，却有磨平沟壑棱角的坚韧。你看那社会管理创新的版图上，公权力以涓涓细流的形态，缝合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乃至思想观念的深刻调整所带来的矛盾与纠纷。对立与冲突的出现，已不会轻易地使我们绷起紧张的神经，因为延伸进每一个社区和街道、每一个企业和机关、每一个行业和群体的调解组织，勾画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的基本元素，在一切还处在萌芽之时，尽其所能将彼此的误会、曲解、摩擦和冲突所产生的沟壑填平。正因为姿态的变化，社会管理的面孔早已不是僵硬的栅栏和冰冷的惊堂木，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纠纷解决，让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为社会自愈机能的成长留出时间与空间。柔性的、灵活的、民众为主体的纠纷解决机制，支撑着这个日新月异的转型社会。精神不被身体撕裂，道德不被成长丢弃，共识不被个体忘记。这就是柔性的力量。

水的灵性，沿着山涧、沿着沟渠、沿着河道、沿着芦苇与水鸟哼唱的弦歌，浇灌着生生不息、刀耕火种的田原。是水的存在，勾画出南方与北方，勾画出内陆与沿海，勾画出高地与平原，勾画出生命的网络。凝望这一切，会让你想起社会管理创新的热土上，如火如荼的信息化建设，将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构筑成千百万个以平安、关怀与温暖为中心的社区网格，每一个网格都是连接全局的能量枢纽，每一个网格都是社会管理与政府投入的基本单元。矛盾化解、纠纷调处、公共服务等通过这些形式简单却又容量巨大的网格体现着社会管理的层次和水平，传递出这个国家鱼水情深的力度与温度。

水总是出现在最需要它的地方，或在干涸的河床，或在期盼甘霖的庄稼地。在转型中国，土地征收征用、城市拆迁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等矛盾纠纷高发的领域就是这干涸的河床或是那期盼甘霖的庄稼地。在社会管理创新与矛盾纠纷化解的大格局中，及时通报信息、主动排查矛盾、提前预防纠纷，正是一种以公众参与为主的凝聚民智、民心的形式。通过一次次基层调研、群众评议会、网络舆情分析、矛盾纠纷排查指南等大胆创新的尝试，人们在最短时间、最靠前沿、最大限度地减小对抗性的过程中以柔软的身段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润物无声，正是那一个个奔波于村落、社区、工厂的调解员，擎起一面面奔跑的旗帜，成为这欣欣向荣的土地上流淌着的最柔性的力量。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或许是这力量静流深远，滋养万物的秘诀。这是一种态度，一种将服务当做生活的最大乐趣、将付出当作生命的最高品格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社会管理创新和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大格局中，就是将社会管理归结为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定位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无论是积极主动地排查矛盾、预防纠纷，还是灵活、便捷地解决矛盾、化解纠纷，正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服务人民的价值导向，才能最大限度地激活民智、赢得民心。也只有真正秉持这样的态度，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隐患才能得到根治，社会管理创新的步伐才能踏准时代的节拍。

“上善若水任方圆，厚德载物已成刚。”以水的姿态，来展开社会管理创新和矛盾纠纷化解的探索，意味着道法自然却不轻易盲从的坚定，意味着灵活机动但不突破法治的坚守，意味着广泛参与并携手凝聚共识的思路。

这涓涓细流，是民族复兴的血脉，日复一日地流淌在中华崛起的良知与灵魂之中，也正是这最柔性的力量，在奔向远方的历史长河中必将写下“静水流深、善政长存”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