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何鼎鼎 本报评论员 张 砥 北京日报评论员
何鼎鼎：最近，三条与人口相关的新闻引人关注：一是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显示，2015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二是据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1980年以来，东三省小学在校生数量减少超800万；三是湖北省宜昌市为实施“全面二孩”致信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党团员，但公开信一出来就深陷舆论漩涡。不难发现，全国人口增长放缓，一些地方生育率趋低，人口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已经成为发展掣肘之一。相应地，全社会的心态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张砥：1.047，让不少人震惊，这意味着一对夫妻只生了1个小孩，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有人质疑“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普查”的抽样准确性，因为与计生委数据出入不小，但即使只看趋势，生育意愿的下降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前人们讲“三十而立”“壮而有室”，生育，是作为社会人的开始，但现在却变成了一种结果。有人笑谈，没车没房没户口，不敢生；没几十万年薪，不好养。最后，物质条件充盈了，思想准备到位了，却过了最佳生育年龄。扭转这一局面，单靠长辈的耳边风是不够的，光靠政策放开似乎也不够，关键要在宏观政策供给上形成合力，给予生育更多的激励与关怀。
何鼎鼎：“关怀”二字切中要害，关怀意味着政策不只是将人口当作红利，也要学会“返利”。从发达国家普遍经验看，“生生不息”的时代过去了，少子化是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调整生育政策无意义。中国能否跨越“低生育陷阱”，恐怕还要靠政策全面持续的对接与关怀。比如，为获得一个“二孩指标”，有银行的职员竟要排队好几年，其中显现出单位用人无奈与个人职场压力，如果没有实质性调和手段，生育积极性只会在无形中被挫伤。
张砥：人口从来都是增长的核心命题，但当我们谈人口红利时，也不单单指向人口规模。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的发展后劲，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不是生育率太低，而是如何培育吸附更优秀的人才。其实，人口政策从重“量”转向重“质”，同样会激发人口红利。如果人口结构之变能形成倒逼机制，促使我们从重物轻人式的投资转向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从重数量轻技能的人才培养转向重视劳动者能力建设，就能锻造出一支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劳动者队伍，为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何鼎鼎：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辨析很多年了，其实围绕人口增长的张力可以总结出不少，以至于有人说理解了人口问题也就理解了中国。你看，计划生育依然是基本国策，但劳动力短缺、失独家庭风险、老龄社会危机、城市竞争力衰退也因之而起。从区域差异看，特大城市疏解人口的压力很突出，但诸如东北等地防止人口负增长的焦虑也已出现。我们的人口政策怎样更加完善？需要有差异化的人口政策吗？各种争论还很多。
张砥：归根到底，生儿育女是夫妻的事、家庭的事，也是社会的事、国家的事。生育管理是一门与历史有关，更关系未来发展的科学，需要全面提升各环节的治理和服务水平。除了简化手续，更要在产假制度、津贴制度、工作安排以及托育服务等方面及时调整、做出倾斜，最大限度消除人们对生育的抵触心理。一方面，要补齐短板，最大限度满足新增的公共服务需求；另一方面，要管控好可能出现的风险，加强出生人口动态监测，防止出生人口大幅波动。管理与激励双管齐下，才能把好事办出好效果。
《 人民日报 》（ 2016年11月10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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