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至1997年3月，杨尚昆请中央办公厅的一些老同志到他的住地小翔凤胡同5号共忆往事，8次谈他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的20年。谈话基本是座谈形式，杨尚昆娓娓道来，中间不时有人或插话或提问，气氛十分活跃。

本文主要记录杨尚昆谈建国后他在中央办公厅的往事。杨尚昆谈建国前他在中央办公厅的往事，已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第11章至第14章，从略。

“功劳不能记在我一个人头上”杨尚昆说，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直到1965年秋“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中央把我放在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位置上，整整20年。中央办公厅的工作包罗万象，但最初机构和制度并不健全，能应付下来，同20年来自身建设做了一些工作是分不开的。20年，可以分为两段，建国前（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一段，共4年时间，这中间包括从延安撤到三交，又从三交转移到西柏坡，最后来到北平。在三交时，我被任命为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协助叶剑英统筹后方工作，办公厅的工作融入后委。建国后（1949年10月至1965年11月）一段，共16年时间，这一段同前一段主要是围绕打仗、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服务不同，工作范围越来越广，工作量越来越大，真正是个不管部。我常说一年四季忙到头，到年终总结时又说不出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取得了什么成绩。你们都是在中办工作多年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无非是三大块。秘书性工作这一块最大，包括文书处理、机要保密、档案管理、会议组织等等，后来还增加了信访工作，总之，包罗万象。此外就是生活服务工作和安全警卫工作。中央办公厅的工作虽然包罗万象，但是最初机构并不健全，原来只有三处一科，就是以曾三为处长的秘书处，以李质忠为处长的机要处和以邓洁为处长的行政处，此外，还有一个以赖祖烈为科长的特别会计科。那时中央的警卫工作由中央警卫团负责，直属中央军委，不归中央办公厅领导。在西柏坡时，制度也同样不健全。比如，叶子龙是毛泽东的秘书，如果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电报，叶子龙就把这份电报揣在他的口袋里跑到少奇、恩来、朱老总和弼时几位书记那里请他们当面过目，最后交给李质忠发出去就完了。不像后来我们建立的文件传阅制度，一份文件什么时间传到谁手里，谁阅后有什么批示，清清楚楚。文件传阅的记录，本身就是一份很重要的档案。你说在这些方面20年中有什么建设没有？有一些。这主要是下面同志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功劳不能记到我一个人的头上。至于我自己，只能说横竖在这里20年，办公厅的工作没有出大的问题就是了。中央办公厅从正式成立开始，就非常重视档案工作建设。在延安时，中办的正式名称是中央书记处办公厅。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中央前委、工委合并，后委撤销，周恩来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我为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仍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我记得在那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一个问题考我们，让在座的人回答，他说，你们办公厅保管的党的历史文件为什么叫档案？档案的“档”字偏旁为什么是个“木”字？当时谁也回答不出，我也答不出。周恩来就给我们讲，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档案工作，从商朝起就有了甲骨文档案，后来才有了用竹片或木片记事的档案，不过那时还没有“档案”这个词。“档案”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朝康熙年间，从字面理解，“档”字的原义是木柜上的横木框格，引申为存放文书的阁架；“案”就是缮写文书的桌子，处理一项公务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文书也叫一案，“档案”就是把处理公务形成的文书经过整理保存备查的案卷。在中央办公厅成立的大会上，周恩来首先提出档案问题，说明他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后来正是在他的领导下，经过曾三、裴桐他们积极工作，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同时明确规定党政档案统一管理。这是党的一项重大建设，功劳不能记在我一个人的头上。“后楼”，是中办直属各组的习惯简称，组建十年中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因为这几个组都在居仁堂后楼办公而得名。谈到“后楼”就要从它的前身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说起。第一办公室是党在全国执掌政权以后，第一次在中央办公厅下设立的直接为中央服务的调查研究、文件起草的秘书性工作机构。1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国家即将转入有计划经济建设，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正在酝酿制定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党中央的工作日益繁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多次同安子文和我商谈，提出在中央办公厅内设立一个机构作为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中的参谋、助手。刘少奇强调，要选调一批政治上强，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能在机关坐得住的同志到中办来，不怕坐冷板凳，方针是“长期准备，一旦备询”，不急于表现一时一事的工作成果。根据这个精神，由各大区推荐一批政策水平较高，思想敏锐，又能够长期在机关坐下来的地委以上优秀干部，作中央的参谋、助手。这样，由我兼主任的只有十几个人的第一办公室成立了。1955年初，随着大行政区撤销，为了加强中央办事机构，书记处决定成立四个办公室，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原来的任务不变，人员略加充实升格为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仍由我兼主任。八大以后新的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与八大前的中央书记处性质不同，这就必须对原有的办事机构进行调整，改为在中央办公厅内设立几个精干的小组，为新的中央书记处服务。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居仁堂是中央书记处和“后楼”办公的地方。居仁堂由前、后两座两层楼组成。前楼下面一层中间是一个大厅，大厅东侧是我的办公室，西侧是会议室，中央书记处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上面一层分别是几位书记的办公室和李颉伯（后来是龚子荣）的办公室。居仁堂后楼就分配给中办直属各组使用。1964年居仁堂作为危房拆除，我、龚子荣，还有翻译组搬到甲楼办公，“后楼”其他各组搬到丙楼办公，但习惯仍称“后楼”。1965年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当时汪东兴和中办的几位副主任都在下面蹲点搞“四清”，只留李质忠一人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后楼”暂由彭真代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后楼”就给撤销了。说到底，这个机构是在毛泽东和少奇同志的关怀下成立的，不能把功劳挂在我一个人头上。秘书室的建立算是一个创举。1949年进城以后，毛泽东的旧谊要求解决各种问题的来信很多；向中央表达致敬的来信也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处理人民来信的机构，就是秘书室（信访局的前身）。对此，当时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是，历史证明，成立这个机构是完全必要的。我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后，中央也没有给我配备副手，直到1955年，我向中央建议并经中央批准，任命曾三、邓典桃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这是中办第一次有了副职。建国前不算了，建国以后，我继续当了六年的光杆司令。

“中央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杨尚昆说，如果说我在建国前这一段主要是搬了几次家，那么，我在建国以后基本上就是起个“听用”的作用。打麻将不是有一张可以当作任意一种牌使用的“听用”吗？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也是“听用”，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建国前我的工作也是“听用”，不过那时办公厅的工作相对单纯多了。1949年初，中央已经考虑中央机关迁往北平问题，此后，准备最后一次大搬家就成为我的工作重点之一。由于中央要我在3月24日先于中央书记处同志到达北平，因此，3月20日成立了由曾三、邓典桃、邓洁、廖志高、方志纯五人组成的转移委员会，负责做好转移期间的后方善后工作。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我就几次提出解除我的军委秘书长职务，后来周恩来告诉我暂时一切照旧，军委秘书长职务不解除，中央副秘书长职务也仍然要兼，办事以中央办公厅主任名义行使职权（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办公厅成立，不再设秘书长一职，我的军委秘书长职务自动解除）。所以，我的工作，哪些属于办公厅职能范围内的，哪些超出办公厅职能范围的说不清楚。那时真是一天忙到晚，经常要忙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一般地说，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处理办公厅内部事务。找中办干部谈话、交办事项，除紧急工作外，大多安排在晚上。下面干部找我也习惯在晚上来，因为是晚上，就不必事先约定时间，他们往往在九、十点钟的时候就自动来了，有时来的人多了，要一批一批地谈，等候的人就在秘书值班室摆龙门阵。都谈完了，他们走了，我还要处理当日的文电直到深夜，再打电话问问高智那里、童小鹏那里还有什么事没有，他们说没事了，我就可以放心地回万字廊休息去了。党的八大以后，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我分工联系中监委、全总党组、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和调查部。前几天，罗青长来看我，说他们正在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发现和我有关的材料不少。他说那时中央决定由我领导李克农的工作。我说是联系不是领导。他说调查部归杨尚昆领导，中央是下过文件的。中央下过什么文件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有这么几件事：从在三交（中后委）时起，我同李克农在工作上的联系就比较密切，直到进城。1950年5月，李克农因病住院，经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同意，他那里的日常工作，由邹大鹏主持，重大问题请示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和我。1955年2月，罗青长等同志找我，反映军委联络部的同志们都愿意回到党的系统来。随后我和李克农商量，他也赞成这个意见，并建议在党的系统内单独成立一个部，可名为调查研究部。3月初，在刘少奇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同意李克农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央调查部，李克农任部长。原军委联络部成建制转移到党中央系统，日常工作由我与李克农联系，重大问题请示邓小平。这以后，我先后以中央副秘书长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身份联系中央调查部。那时李克农身体不太好，主持调查部日常工作的几位副部长孔原、邹大鹏、罗青长，后来还有冯铉都经常到我那里谈工作。国家领导人出访的安全保障，主要依靠公安部和调查部，我的任务是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督促检查，确保万无一失。五六十年代，我国领导人出访不多，但是当时国际环境恶劣，敌情十分复杂，一遇有领导人出访，我们的工作就成倍增加，忙得真可谓宵衣旰食。最紧张的情况有两次：一次是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事先我们得到蒋特拟加害周恩来的情报，为此，我们已经采取了某些措施。不幸的是，4月11日，我国向印度租用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在香港被蒋特秘密安装了炸弹，飞至加里曼丹岛上空时爆炸失事，乘坐这架飞机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石志昂等8同志壮烈殉职。这一事件发生后，如何确保周恩来一行的绝对安全，圆满完成原定任务；还要考虑如何通过外交途径同印、英当局进行交涉，要求他们彻底查明情况，严惩凶犯。内外两条战线，实在忙得不亦乐乎。直到4月29日，周恩来从印尼返抵昆明，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另一次是1963年4月，刘少奇、陈毅出访印尼、缅甸、柬埔寨和越南。这一次，主要是柬埔寨敌情复杂。根据我驻柬大使陈叔亮报告的严重情况，我们本来已建议刘、陈推迟访柬，4月23日正在缅甸的刘、陈也回电同意推迟访柬。与此同时，我们请陈叔亮大使会见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向他通报了我们掌握的敌情，希望他采取有力措施，并转达了刘、陈推迟访柬的意向。4月24日，陈叔亮报来会见西哈努克的情况，西哈努克允诺采取必要措施。在形势变得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当即以周恩来、彭真、我和孔原的名义致电刘少奇、陈毅，提出不定期地推迟对柬访问，政治上不利，在柬方正在对安全问题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况下，我们拟向西哈努克提出：一、仍按原计划访柬；二、缩小或取消群众场面；三、减少或取消外地的访问，以便两国元首能更多地交换意见；四、提前访问日期。4月25日，我同孔原再次致电刘、陈，告毛泽东认为访柬仍应按原计划进行；并告周恩来决定派熟悉柬情况的前驻柬大使王幼平以我外交部顾问名义，作为刘、陈访柬的随员，先去金边，指挥我使馆与柬方落实安全保卫工作。4月29日，得悉敌特阴谋在柬加害我领导人一案（代号“湘江案”）已大体侦破，形势进一步好转。5月1日至5日，刘少奇、陈毅胜利地访问了柬埔寨。在工作中我同李克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61年1月，他的夫人赵瑛去世，我出席追悼会并致悼词。同年7月，我去看望病中的他，他对我谈了很多问题。大约半个月以后，他给我写信，建议由他主编一部《党的特科斗争史》。他在信中说，我因病休养已近四年，最近医生已同意我逐步进入工作。现将我拟做的工作报告如下，请你和安子文部长、罗瑞卿总长二同志商决批准。信中说，他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让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尽管那时他疾病缠身，仍不知疲倦地坚持工作。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他勉强参加到闭幕的前一天（2月6日），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三天以后，2月9日，他走了。遗憾的是，那时我也病倒了，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至今我还珍藏着他从开城、日内瓦给我的来信，作为纪念。有些工作本来是有专业部门归口的，却也让我参与。比如公安工作是毛泽东直接过问的，但是每次开公安工作会议，罗瑞卿总是拉我去讲话。如果说，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是我份内之事，与公安部保持联系也属于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中苏两党之间的联系，应归口中央联络部，涉及中苏两国之间的问题，应由外交部处理，但那时却把这项工作放到了中央办公厅。为此，中央办公厅成立了一个只有4个人的翻译组，由我直接领导。在我的办公室里还安装了一部直通苏共中央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热线电话，不管大事小事，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总是先找我。又比如，1962年，中央决定成立精简领导小组，让我当组长。要求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这本来是劳动部门的事，结果也落在我的头上。精减城市人口是具体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头等大事，是我们党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被迫作出的非常决策。还有一件事，1964年中央决定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成立人口普查领导小组，让我当组长。事情是这样的，随着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任务的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取得重大成效，为了摸清我国人口状况，为编制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设想提供准确数据，距第一次人口普查已经11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提上议事日程。2月10日，中央决定我为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周荣鑫、徐子荣为副组长。那时进行人口普查，没有现代化手段，普查项目也比较简单，主要依托公安部门的户籍管理力量进行。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取得了1964年7 月1日的人口数据：全国（不包括港、澳、台）人口为6.9458亿人，比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6.0193亿人增加了近1亿人。但是在普查中发现，1960年底全国人口为6.6207亿人，比1959年底减少约1000万人，自然增长率为-4.57‰，其中县以下自然增长率为-9.23‰。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尽管当时统计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可能十分准确，但却大体上反映了那时部分农村由于各种原因发生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情况。人口普查各项数据汇总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淡淡一笑说，我从来不相信你们的那些统计数字。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就这样结束了。总之，中央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是个“听用”。“听用”起什么作用？我想大概起个甘草作用。甘草是中药里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辅药，一种调和药，一剂药里加上一点甘草，就能使这剂药更好地发挥疗效并减少副作用。过去，我常为一年四季忙到头，年终却总结不出几条成绩想不通，现在我体会到，起个甘草作用就是成绩。

中央办公厅就是为中央服务杨尚昆说，归根到底中央办公厅就是为中央服务，保证中央工作正常运转。同时，它承上启下，起一个中间环节的作用。那时，地方党委都要求中央办公厅有一个统一指挥，希望中央办公厅对省、市、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实行垂直领导。我无论如何不同意这个意见。我说办公厅不能像别的部门一样自成系统，我们上下没有什么领导关系。中办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是为中央服务的，你们是你们党委的办事机构，是为你们党委服务的。你们如何工作要受你们党委的领导，你们党委要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当然，中央召开有各地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时，我也常常找随同来京的各地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座谈，沟通情况。我认为，既然办公厅是服务机构，就无权向下面发政策性文件。后来，“四清”运动中，少奇同志为了及时指导运动，常常要批转一些材料供各地、各部门参考。按照规定，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印发，要经过中央常委传阅同意，为了不过多地打扰各常委和争取时间，少奇同志就提出一个变通办法，用《中央办公厅文件》形式发出，从此开创了中央办公厅向全党发文的先例，这种做法一直沿袭至今。那时占用我很大精力的有这么几件事：一是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联系，就是所谓“通气”。国际、国内发生了什么重大情况，对某一问题中央有些什么考虑，地方同志有些什么想法，都要由我同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一一通话。五六十年代的通信手段十分落后，接通一个电话要很长时间，而且声音也不清晰。遇有“通气”任务，一般是每天提出一批省、市名单，让中南海总机长途台去接，长途台根据线路情况，哪个省、市先接通就同哪个省、市先讲。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打一遍，要用两三天时间。地方同志也常常打电话来，向我摸中央的“气候”。二是协调同条条、块块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部门送来请求中央批复的报告，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成熟不成熟，如果需要提交中央会议讨论，还要作哪些进一步的准备；涉及几个部门或地区的问题，还要再听听有关部门和地区的意见。三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特别是特殊人物的工作，大多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比如王明，庐山会议后还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些受错误批判的同志。毛泽东要我同他们本人保持经常的联系；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也经常找我谈话，一谈往往几个钟头。在中央办公厅的岗位上，我有幸结识了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并同他建立了特殊的友谊。在我面前，胡志明是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他到中国来，我常常去他下榻的地方看他，他也常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他来时经常是单身一人，不带一个随员。同他谈话，似乎是在拉家常，无拘无束。他有什么要我办的事，都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比如有一年年末，他送来一包由他亲笔签名的新年贺卡，要我分发给我们党的领导人。按说，这样的事，他应该通过越南驻华大使馆办，但是他把我当作亲密的朋友，这比经过外交途径分发亲切得多。1955年6月，胡志明率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期间，提出要参观北京新建成的官厅水库。7月6日，我陪他去了，他很高兴。在回来的火车上，他兴致勃勃地题诗一首：“尚昆同志雅正：听说长城万里长，头联东海尾西疆，几千百万劳动者，建筑兹城镇一方。”胡志明不仅把我看作知心朋友，也把中国同志都视为自己人，有些很具体的事，比如有一次他想到广东从化温泉休息几天，就直接打电报给接待过他的警卫局干部张文健。张文健当然要请示我，我一方面指示张立即赶赴广东，认真做好接待工作，保证胡志明休息好，一方面把胡志明要来我国休息的情况报告中央。我想，毛泽东把我放在中央办公厅这个岗位上长达二十年，主要就是因为我同各方面的关系熟，能办些事情，体现了毛泽东对我的信任。后来他对我越来越不放心，把我看成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次王震同志告诉我，他曾问过毛泽东，你为什么不信任杨尚昆了呢？毛泽东回答说，他和彭德怀搞到一起去了。1978年12月，中央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小平同志建议让我暂留北京一段时间，协助胡耀邦、姚依林整顿中办的领导班子，恢复中办的正常工作秩序，体现了小平同志对我的信任。我完成了这项光荣任务才奔赴广东。

老同志怀念在中办工作的岁月。在杨尚昆谈话中间，在座的中办老同志也不时插话。他们说，回忆五六十年代的中办，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工作节奏紧张，政治环境宽松；工作条件艰苦，生活服务周到。”中南海内的几个单位，有的是昼夜二十四小时值班，有的经常工作到深夜；中南海内无小事，还要随时准备接受紧急任务，时刻不能懈怠。但是，政治环境十分宽松。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总理、彭老总、杨主任平易近人，上下级之间无拘无束，说错了话不会抓你的辫子。那时，政治运动不断，但是在中南海内坚持实事求是，从不制定什么指标，很少伤害同志。那时，工作条件是艰苦的。阎明复讲了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他说：“有一次毛泽东接见尤金大使，我做翻译，因为天气太热，连电扇也没有，大家只好不停地扇扇子。接见结束时，我顺手把毛泽东的扇子当作自己的扇子拿回去了，发觉以后，将错就错，把这把扇子作为珍贵文物保存至今。”1954年以后，干部陆续由供给制改为低工资制，此后，除1956年调整过一次工资（调整面为40%）外，只有十八级以下干部在1962年调过一次工资（调整面也是40%）。十七级以上干部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不但没有调整过工资，反而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表示与群众同甘共苦，还象征性地降低了一点。在生活服务方面，却非常周到。杨尚昆经常找邓典桃、罗道让等管后勤的同志研究在可能的范围内改善机关生活和活跃文体活动问题。那时中南海西楼每星期三、六都放映电影，票价两角，不分中央领导人和一般同志，看电影一律凭票入场。在中南海，夏天可以划船，警卫局行政处根据各单位大小分配数量不等的船只，并发给与船只编号相应的牌子作为登船凭证，每天晚饭后提供服务；冬天晚间开放冰场，备有各号冰鞋，免费使用。中办老同志们非常怀念在中办工作的岁月，觉得那时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既学到了党的优良作风，也学到了领导同志的工作方法，得到极大锻炼，心情舒畅，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