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维涛

《人民日报》（2015年12月31日18版）

访谈嘉宾：

郑长忠：复旦大学青年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胡献忠：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资料部主任

今年7月初，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召开。由党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公布；11月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全总改革试点方案和上海、重庆群团改革试点方案。

群团改革有条不紊地加速推进，其中共青团改革备受社会关注。网络时代，如何更好地网聚青年？价值多元，如何更好地引导青年？需求多样，如何更好地服务青年？面对多重挑战，共青团应如何自我革新，才能更好地激扬锐气和朝气？

我们邀请两位青年工作和青年问题专家，一起探讨共青团改革的路径。

不改革就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记者：总书记说群团工作要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这或可解释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为何再次强调推进群团改革。那么，群团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怎样理解改革的必要性？

郑长忠：这要从群团组织的历史地位来说。从成立之初开始，群团组织就是作为我们党联系相应阶层与群体群众的组织性与制度性渠道。与政党相比，群团组织的社会性更强，可以更为细化和有针对性地联系与服务群众，并且反映群众意志。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群团组织就成为除政党之外最重要的组织化力量。

尤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给群团组织提出了新挑战，新形势要求它们不仅必须全面恢复应有的功能，而且还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条件，推动组织形态创新，使这些功能得到充分开发和落实，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要寻求开启新的功能。

胡献忠：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呈现多样化、碎片化、流动化和陌生化趋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开始重构。加强群团、开发群团，完善其应有的功能，架构起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沟通与协商的中介与桥梁，是我们党推进事业发展、密切联系群众、巩固执政基础的有力抓手，不可或缺。

工青妇等群团组织有着优良传统和辉煌的历史，但也存在运作方式行政化、进取精神不足、基层组织“空壳化”等问题。如果群团工作不能有效实施自我革新，不但桥梁纽带作用难以做实，更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怎样与变化了的青年建立连接？

记者：当前，一些群团组织不同程度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现象，“四化”归根到底是脱离群众的问题。共青团在破除“四化”上，应该怎样着力？

胡献忠：破除行政化，一直是群团努力的方向，但群团的领导体制、业务流程、工作方法、干部管理、经费使用等却在“参公管理”中悄然与党政机关趋同。危机倒逼改革，我认为，一揽子解决日积月累的“四化”问题，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关键要从体制机制和组织管理体系上进行变革。这样的变革，必然会涉及群团组织的资源、权力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也会牵涉一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关联变化，产生一定阵痛是必然的。倘不如此，群团改革就很难走出一条新路来。

资源调整是核心，讲上一万条的理由，解决问题还得先从自身下手。从已经公布的改革方案来看，基本抓住了这些要点，如建立适合群团组织特点的人员遴选机制和干部考评机制，推动群团事务的扁平化运作，机关编制的“减上补下”，优化调整内设机构，等等。

郑长忠：脱离群众对团组织来说，就是脱离青年。事实上，团组织和青年关系理顺了，“四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单位社会体制开始解体，青年生存状态开始出现原子化倾向，寻求与变化了的青年建立新型的团青关系，就已经成为团组织发展的战略性任务。

尤其进入本世纪，市场经济深化和网络技术运用，使具有较强主体意识的原子化青年，开始在现实物理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中快速实现组织化，基于价值、利益和兴趣而聚合起来的青年社会组织大量出现，青年生存形态普遍呈现自组织化倾向。如何与网络时代的青年对接，考验团组织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网络时代需要怎样的团组织？

记者：按照理想的状态，青年在哪里，团组织的工作阵地就应该在哪里。当网络成为青年活动的重要场所，共青团应该如何在网上成功引导、服务和组织青年？

胡献忠：互联网是新技术革命的产物，发展至今已经突破了技术的范畴，正在以极具冲击力的势能，构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共青团要实现在虚拟空间对青年的组织引领，必须以互联网技术贯通全部工作；同时互联网更是一种思维，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包括平等、共享、众筹、用户至上、体验为王等，必须以互联网思维打造共青团工作升级版，推动团的话语体系、工作方法、功能发挥、自身建设全方位整体性变革。

我们看到，互联网在解构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动员方式的同时，云计算使繁芜复杂网络数据的梳理和分析成为可能，这些为共青团功能在互联网上的发挥打开了新的通道。共青团要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方法与青年打交道，以青年惯常的思维方式与青年有效对话，从青年个性化需求出发实现对青年的精准服务。

郑长忠：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社会，“互联网+”的背景下，网络社会的迭代化发展将进一步加速。在社会成员之中，青少年最习惯于网络空间生存，他们甚至是互联网的原住民，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成了生存方式；同时，网络社会特征使社会权力开始向青少年转移，或者说青少年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开始大大增加，社会已经呈现出青年化倾向。

要网聚青年，团组织当前最紧迫的还是要在价值与组织机制上进行创新，通过推动组织形态创新，以实现对青少年的有效联系与整合。当然不是工具化地简单运用网络技术手段，而是要根据网络社会内在逻辑与网络社会背景下的青少年交往特征，一方面在工具层面运用网络技术推动组织内部流程再造，调整内部运行机制；另一方面在机制上与各类基于网络形成的不同生存形态的青少年建立新型关系。总之，就是通过打造生态型组织形态，以构建具有内在有机化的复合型团青关系。

按自身逻辑还是行政逻辑发展？

记者：共青团的工作力量相对庞大的青年群体来说比较薄弱，而蓬勃发展的青年自组织和青年社会组织，应该是可以借助的力量，共青团应如何处理与它们的关系？

胡献忠：在社会治理走向多元共治趋势下，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的相互合作多于相互竞争，相互借助多于相互挤占。因此，共青团要彻底转变行政化工作思维，以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态度，树立“伙伴”意识与合作理念，在执政党的政策框架内，在项目策划、资源整合、机制运作等方面，实现与青年社会组织的共生共存、共享共融。

郑长忠：链接呈现自组织化的青年本就是共青团的职责。市场经济和网络社会导致当前青年生存形态呈现出单位化、原子化和自组织化并存的现状，这就要求共青团必须根据不同生存形态青年的行动逻辑，采取差异化方式与他们建立复合型关系，以打造枢纽型组织形态为目标，在推动各种生存形态青年之间相互服务过程中，实现共青团的主导性作用。

记者：在您的视野中，理想状态的共青团应该是什么样？

郑长忠：共青团本身是充满生命脉动的，不仅因为其成员是青年人，更重要的是其组织自身有着能够保持活力的内在机理。共青团改革，就是要找到更合适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更鲜明地释放这种脉动。所以，我心目中理想的共青团，它不仅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还是一个在价值上有追求的青年政治组织，是推动社会进步、青年成长和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以服务青年和发挥青年活力、创造力为诉求，永远自我革新、勇立时代潮头，为“中国梦”实现所需的活力和创造力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胡献忠：共青团作为党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让党放心，让青年满意，一直是各级团组织的永恒追求。在未来的发展中，共青团应该真正成为“青年之家”，团的干部真正成为“青年友”而不是“青年官”。当前应该着力改革录用机制、考核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等，让想干事的人有奔头，让混日子的人没机会；让实干家有舞台，让钻营者没市场。总之，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群团按照群团自身的逻辑而不是行政的逻辑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