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从老一辈革命家的调研故事中汲取思想智慧，对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调研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同志一生注重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毛泽东同志搞调查研究常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采取同志式、讨论式、商量式的态度，把群众当作真正的英雄。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浙江人多地少，旱灾、水灾、风灾、虫灾连年发生，粮食产量很低，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毛泽东同志对此忧心忡忡。

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期间，曾就浙江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展开调研。1954年年初的一个早晨，毛泽东同志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但他说想去杭州市郊的新登县（1958年新登县建制撤销——编者注）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天刚蒙蒙亮，人们还沉浸在睡梦中，毛泽东同志已和随行人员乘车来到新登县。下了车，又步行了一两公里。那天早晨很冷，路边积水结了冰，脚踩在路面冰碴子上，咯咯作响。

毛泽东同志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健步走在前面。路旁出现了一个自然村。村里有十多户人家，大多姓王，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因此村名叫王家水碓村。1953年年初，这个村的大多数农民自发组织了农业合作社。在村口，毛泽东同志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儿家常，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王关林家走去。

在王关林家，毛泽东同志亲切地问了他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接着毛泽东同志又十分仔细地问了“农民是不是都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等问题。王关林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毛泽东同志听后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告诉毛泽东同志：“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毛泽东同志详细了解了连作稻插种时间与方法后说：“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一开始，王关林并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和他亲切交谈的人就是毛泽东同志。王关林家门前人越来越多，随行人员建议可以结束交谈了，但毛泽东同志说：“不忙。”他又向大家详细询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同志和农民在一起交谈，就像朋友间聊家常一样，没什么距离感。临走时，不少群众拥着毛泽东同志送到村口。直到很多年后，王家水碓村的农民才知道，那年冬天到村里来调查了解情况的干部就是毛泽东同志。

离开王家水碓村，在回来的路上，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他还说，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没有前途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思想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在浙江期间，他还先后去过萧山、德清、绍兴东湖农场、杭州郊区等地的农村，下农田、进农家，为研究解决问题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周恩来：这一回，看到实际情况了

1961年5月3日上午10时许，几辆吉普车悄然停在了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伯延村的农机站门前。从车上走下来的是身穿灰色棉布中山装，脚踩一双半旧圆口布鞋，眉宇间挂着深深忧虑的周恩来同志。

当时，三年“大跃进”已经给生产带来严重问题。特别是农业，情况更是触目惊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同志来到了伯延村实地调查，重点考察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

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后，伯延与周围的17个自然村落5000多户农民合成一个公社，人口2.7万余。此时的伯延，已是困难重重。

周恩来同志一到伯延，片刻未休息，就在伯延公社办公室召集了11名社队干部开座谈会。公社和大队领导从秘书马列那里得知了总理要在社员食堂吃饭的消息，便精心准备：让社员提早把饭打走，再端出做好的面条、馒头、稀饭和红薯。这样一看，好像的确如公社和大队领导汇报的那样，食堂虽然吃得不好，但能够让社员放开肚皮吃饱。

周恩来同志吃完饭，什么也没说，留下粮票和饭钱，走了。

第二天中午，周恩来同志突然提出，还要到社员食堂去吃饭，而且不是到昨天去过的食堂。社队领导都慌了。他们以为总理昨天去社员食堂吃过一次饭后，就不会再去了，因此没有作任何准备。周恩来同志快步走进一个社员食堂。炊事员和司务长见总理突然来到，赶忙把剩下的玉米糊糊和代食品盖上。跟随的公社领导对周恩来同志说：“总理，食堂没有饭了，还是回公社去吃吧。”

周恩来同志不说话，径直奔向灶台，揭开锅盖，锅里还有些能照出人影的玉米糊糊。

“这不是还有吗？”周恩来同志问。

“这是炊事员们吃的。”有人回答说。

“那好嘛，我与炊事员一块儿吃。”说着，周恩来同志和炊事员、司务长一一握手。炊事员拿来一个大碗，给他盛了一碗玉米糊糊。总理接过碗，喝了一碗玉米糊糊，还掰了一块代食品尝了尝。吃完后，照例交了一两粮票和5分钱。周恩来同志走后，人们慨叹道：“总理的眼睛该有多亮，一看就知道头一天的食堂是有准备的。这一回，总理看到实际情况了。”

刘少奇：是我们请教你们

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还认识不足，经验不够，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为了掌握真实情况，1961年4月至5月间，刘少奇同志到湖南宁乡、湘潭、长沙三县农村蹲点调查44天。所到之处，多是光秃秃的山头、荒芜的田野、炊烟稀落的村庄。

4月13日，刘少奇同志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干部座谈会上讲话。他一开始就讲，这次调查“是我们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到底是你们帮助我们，帮助中央，还是我们帮助你们？第一，是你们帮助我们；第二，才是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帮助县委、省委、中央，那中央的政策，省委的政策，县委的政策，就不会正确。所以，中央也好，省委也好，县委也好，要靠你们帮助，就是说要靠老百姓帮助”。

调查中，他先后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7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召开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会，深入田间山林、乡村医所、公共食堂、社办企业和农民家庭走访。44天的调查，他有33天吃住在农村，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他一家家调查，揭开农民家的锅盖，尝农民当作口粮的野菜和糠粑粑；他打开农民家的碗柜，发现油盐坛子里只有盐，苦涩地说，油盐坛子名不副实啊；他甚至拨开人粪，查看农民吃的究竟是什么，发现里面尽是野菜等粗纤维食物残渣。

这样的调查方式，让刘少奇同志准确地掌握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当时天华大队是省、县树立的一面红旗，调查前，刘少奇同志看到的材料上说，1960年天华大队1324亩田，产粮12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32万斤，按全大队1186人计算，人均742斤，生产搞得好，群众生活不错。调查开始时，干部在群众中统一口径，向调查组封锁情况。但刘少奇同志从不少社员患水肿病、小孩得干瘦病等现象中，感到材料和汇报有问题，就专程到农民家里做工作，要他们打消顾虑，终于弄清了真实情况。经核实，大队的粮食产量，1960年实际只有72万斤，虚报了48万斤，这为解决天华的问题打下了基础。可见，在“深入”上下功夫，真正地沉下去，是了解真实情况，站稳尊重群众、问计于民立场的基本途径。

朱德：庄稼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进行正确决策和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朱德同志对调查研究工作，不仅十分重视，而且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朱德同志不顾年事已高，坚持用大量的时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曾经教育孩子说：“深入群众中去，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把工作推向前进。”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去世，他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在党内领导人调查研究工作方面创造了两个之“最”：一是走的地方最多。朱德同志每年都要拿出两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从北方草原到南疆胶林，从茫茫戈壁到东海舰艇，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二是给中央写的调查报告最多。朱德同志每次外出视察回来，总是不顾旅途劳顿，认真地撰写调查报告，及时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建设的重大决策。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保存的朱德同志的调查报告有一百多篇。这些报告蕴涵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经验，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朱德同志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深入厂矿、农村，远至东北林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山区。即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也要找机会到北京附近的工厂农村看一看。他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我外出活动，只是为了关心生产”“我只要看到工人在生产，庄稼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他的每一篇报告几乎都涉及当地的经济形势，包括工业、农业、外贸等情况；几乎每一条建议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朱德同志认为，“我们得到政权后，就是要搞生产”“无论工业、农业，都要想方设法发展生产，这是最重要的”“只有生产的东西多了，一切矛盾才能解决”。

听汇报时，朱德同志总是鼓励大家讲真话，他常说：“你们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了解情况多，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朱德同志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到工厂、生产队、田头、水库边，或直接到百姓家中看一看。比如，他视察内蒙古包头市白云鄂博时，曾到蒙古包中同牧业社社长和生产队长谈话。在新疆，他也曾到毡包中看望牧民。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调研，工作人员下去前，朱德同志总是叮嘱他们：“看到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朱德同志对他们在调研中形成的报告十分重视，总是依次审阅改定后上报中央。朱德同志在调查研究中始终坚持的这些做法，对各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一个警卫员、一匹马，轻骑简从

不搞形式，注重实效，是邓小平同志开展调查研究的显著特点。他在中央苏区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时，经常是一个警卫员、一匹马，轻骑简从，前往瑞金、会昌一带调研。

针对一些党政机关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任何脱离群众、不问群众态度如何的干法，必然要失败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达小康”的宏伟目标，“翻两番”究竟靠不靠得住？“翻两番”目标实现后，社会又将是什么样子？带着这些思考，1983年2月，邓小平同志到经济发展较快的江浙沪地区调研，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实地调查的结果，不仅肯定了“翻两番”目标的可行性，而且逐步形成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深入改革开放前沿开展调查研究，看到特区发展取得的巨大变化和可喜成绩，更加坚定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同志重视调查研究的重大成果。南方谈话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廓清了迷雾、铺平了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走上了加快发展的轨道。

邓小平同志开展调查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问数字”“爱算账”，常常通过算账摸清建设进展、发现存在问题、纠正工作失误，为重要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力依据。

邓小平同志说过一句名言：“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前，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改革发展稳定都呈现出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无论是推进发展还是改进作风，调查研究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陈云：同他们建立固定的、长期的联系

陈云同志曾经讲过，搞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蹲点调查；另一种是通过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曾在身边的工作人员调查，同他们建立固定的、长期的联系，从他们那里听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真实呼声。

1961年6月，“大跃进”失败后，为了尽快恢复生产，陈云同志邀请了薛暮桥、顾复生和陆铨3人，深入农村作全面的调查。陈云同志专程赶到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与农民同吃同住，蹲点调查15天。蹲点调查时，陈云同志从不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而是深入调查地点，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与当事人、参与者交谈，群众都乐于向他讲实情。为了更科学地制定“一五”计划，深入了解我国农业生产的现状，陈云同志直接从青浦县请来两位敢于说实话的农民，一个叫曹象波，另一个叫曹兴达，都是他通过老战友和组织找来的。陈云同志对他们和蔼可亲，他们的感觉是见到自家人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陈云同志先问他们土改前后农村的变化；农村土改后，农民认为自己得到什么好处，又有哪些坏处。这两位农民回答说，满意的有五条：一是每人分了两亩四分地，无人催租、逼债，也无人外流；二是物价稳定，人民币值钱；三是修理了排灌机器，收成好的年份，人均可收1200斤稻谷和蚕豆；四是肥田粉（一种进口的化肥）供应增加了；五是受干部的气比在国民党时期少多了，不用打耳光子了。几点不满意的地方：一是外来干部说话听不懂，有时处理问题简单粗暴；二是镇上商店关门的多，买东西不方便；三是有人造谣言，人心不安，地主趁机挑拨离间。之后，陈云同志还特别与两人约定，让他们成为其研究农村变化的长期联系人，和他们有过多次交往和面谈。

（本文整理自《秘书工作》和《党的文献》上的若干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