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 在今天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向大会作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8日，报告起草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副主任胡光阳接受新华网专访，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依法能动履职，防范同类犯罪反复发生。

胡光阳说，今年报告的主线是“依法能动履职”。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和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监督办案通常有三种形态：一是被动收案。二是主动监督。三是能动履职、诉源治理。

就记者提出的检察机关如何能动履职问题，胡光阳说，在监督办案过程中，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高质量办好案件的基础上，针对个案、类案发生的原因，“见微知著”，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促进从源头上防范相关案件反复发生，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让社会少一些犯罪，让老百姓多一些安心，实际上就是在检察履职中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抓实。

他举例，报告中提到的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当时是最高检指导浙江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促请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罪立案侦查，由自诉转为公诉。之后，最高检把这个案子作为指导性案例发布，让更多群众知道网络诽谤不只是侵犯个人权利，而且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可以被公诉，网络空间也必须守法。

他补充介绍，在2010年，最高检建立案例指导制度。2018年，最高检成立新一届案例指导委员会，4年发布指导性案例25批102件、典型案例168批1206件，并且要求检察官办案时主动检索、参照办案。

以严管厚爱开展企业合规改革。

对涉企业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已经连续两年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稳企业事关保就业、保民生。胡光阳说，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的涉案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因负责人被抓、被判刑后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甚至由此倒闭、工人下岗，影响经济和民生。

针对这一问题，最高检2018年发布11项具体检察政策，强调严格区分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产权纠纷与恶意侵占、个人财产与企业法人财产等，要求审慎采用限制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办案强制措施。持续落实中，进一步提出“对企业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

“对涉案企业，保护不能放纵，厚爱不能溺爱。”胡光阳介绍，从2020年起，最高检陆续在10个省份442个检察院创新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主要做法是对依法可不捕、不诉的，责成涉案企业作出合规承诺、切实整改，消除违法犯罪的隐患，做实既厚爱又严管。

此外，为防止涉案企业“阳奉阴违”、以“纸面合规”逃避刑事追责，最高检会同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等8部门共同建立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成立第三方机制管理委员会，强化企业合规承诺的监管落实，确保真整改、真合规。

“对于经独立第三方评估认为虚假整改或整改无效的，依法提起公诉，坚决追究刑事责任。”胡光阳说。

严惩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

报告中提到，去年起诉利用网络实施诈骗、赌博、传播淫秽物品等犯罪28.2万人，同比上升98.5%。

胡光阳说，从检察机关办案情况看，2020年起诉网络犯罪同比上升了47.9%，去年同比又上升将近一倍，形势确实很严峻。加强网络治理，根本要靠法治，网络空间延伸到哪里，法治就必须覆盖到哪里。

2020年，最高检就专门成立惩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研究指导组，专设网络犯罪研究中心，将推动依法治网作为战略性任务谋划。去年，最高检又围绕依法治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比如，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等出台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指导意见，强化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全链条打击、一体化防治。协同公安机关等推进“断卡”行动，起诉非法买卖银行卡和电话卡、帮助提款转账等犯罪12.9万人，是2020年的9.5倍。

其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保护，检察机关依法从严追诉犯罪。去年起诉此类犯罪3400多人，同比上升51.3%。同时，针对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侵害公益问题，特别是APP侵害个人信息、人脸信息管理不善等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以公益诉讼促进相关部门、网络平台履责，促进加强监管、源头治理。

胡光阳透露，去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此类公益诉讼2000余件，同比增长近3倍。基于这项工作的良好成效，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写入了公益诉讼检察条款。

多措并举，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介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时，报告中用了一个公式‘1+5>6=实’”，胡光阳告诉记者，这个公式里的“1”就是指司法保护，“5”就是指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保护。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履职贯穿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这种特殊的职责，要求我们必须更实担当，努力推动司法保护融入其他五大保护中。”胡光阳说，这种融入，不是简单地推动“1+5=6”，而是作为“催化剂”，促进产生“化学反应”，让“1+5>6”，最终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做得更“实”。

他告诉记者，去年针对监护人侵害行为，支持起诉、建议撤销监护人资格758件；针对严重监护失职，发出督促监护令1.9万份，就是以检察履职促进家庭保护落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8年“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最高检会同教育部门一起“没完没了”督促落实。最高检会同教育部、公安部等建立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制度，被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吸纳，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去年，检察机关通过强制报告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1657件，对未履行报告义务的督促整改、追责459件。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749万人次，把许多“大灰狼”挡在了校门之外；查询后解聘2900余名有前科劣迹人员，清除了“潜伏”在孩子身边的安全隐患。

终身追责：让司法责任制真正“长牙”。

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纠错不能止于国家赔偿、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对此，胡光阳说，最高检党组认为，如果有责任不追究，就会产生“破窗效应”，比没有责任的危害还要大。

去年初，最高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对2018年以来已纠正冤错案件进行全面排查，开展追责工作。

据介绍，各地共排查出246件刑事错案，最高检对“张玉环案”“张志超案”等错误关押10年以上的22件案件挂牌督办。经过力推、力促，共对511名检察人员追责问责，包括相关检察院班子成员134人，彰显对“关键少数”的更严要求；也包括退休人员122人，真正把“终身追责”落到了实处。

胡光阳表示，通过这次追责，我们也更加深刻认识到，只有对已经发生的错案百分之百进行追责，才能警醒、力防将来万分之一的错案发生。因此，最高检提出，要常态化落实错案追责工作，让司法责任制真正“长牙”，做实对人民负责。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