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两年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持续推进，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建设路径，将党的声音传递给群众。实践证明，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重要环节，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抓手。

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绝不只是传统媒体的简单组装，而是互联网视域下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新探索，是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不可或缺的环节。

县级融媒体中心具有信息传播功能。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基层群众表达意见的热忱不断提高。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基层群众的信息交流平台和情绪沟通桥梁，上接省市融媒体乃至中央主要媒体，下连千村万户。这就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树立互联网用户黏性思维，深度融入基层舆论生态，深刻影响基层舆论格局，增强传播力和公信力，切实发挥其畅通民意诉求的作用。

县级融媒体中心还具有社会治理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这一重要论述提示我们，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要注重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信息传播和组织动员等方面的能力。全媒体传播体系的不断构建与日益完善，技术赋能信息生产、传播与分发，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在社会治理中作用的不断彰显提供了强力支撑。

二、由于社会信息化步伐加快，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汇和网络交往频率不断增加，这对基层思想引领与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其一，在基层舆论生态领域，舆论主体的多元性、传播渠道的移动化、舆论生产的情绪化，使得舆论引导和共识凝聚的难度大大增加，基层舆论生态渐趋复杂。其二，在基层智慧服务领域，数据共享开放程度不高，“数据孤岛”与数据壁垒现象较为严重，互联互通难以有效实现；数据质量与数据安全堪忧，无法真正满足群众需求。其三，在城乡社区治理领域，传统政府管理以科层制树状结构为主体，政策指令自上而下执行高效，但自下而上的反馈渠道相对狭窄，且横向信息沟通不足，基层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不多，基层自治的社会化程度普遍偏低。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而县级融媒体中心则起着基层社会治理枢纽的作用，它既是畅通和规范基层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的有效通道，又是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与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面对机遇与挑战，我们要直面问题，勇于创新，积极构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新态势。

首先，确立目标。立足新的时代背景，明确县级融媒体中心相对于其他治理主体的独特优势，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社会功能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场域进行有效对接，厘清县级融媒体中心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和价值定位，找准关键场域，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开辟新途径。一是强化基层社会的主流舆论引导。既要做大做强基层主流舆论阵地，强化价值引领，又要引导民众合理表达利益诉求，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与乡土认同感，凝聚思想共识、凝聚百姓人心。二是创新基层社会的智慧服务体系。既要让民众充分体会到获得感、幸福感，又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科学决策、高效服务与精准治理。三是推动城乡社区的多元协同共治。既要激活基层民众的责任感和参与活力，搭建基层自治平台与交互空间，不断提升基层自治水平，又要鼓励多元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我们应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三者相统一，更好联系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其次，发挥效能。根据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的内在运行规律，从主体性、工具性、场域性与价值性等诸方面，注重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一是主体效能。基于主体间关系维度，关注县级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治理主体效能，并协调和整合多元治理主体的内在联系，形成动态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关系网络。二是工具效能。基于平台聚合维度，强调县级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信息传播、价值引领、民意汇集、资源整合、智慧服务、协调沟通、组织动员等多功能聚合平台效能。三是场域效能。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现代化技术手段优势，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场景，实现智慧社会治理目标。四是价值效能。基于价值观念维度，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有效嵌入不同社会治理场域的作用，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中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最后，拓展路径。依据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现实需求，以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目标，努力实现信息上下沟通、资源内外链接、服务多方联通、主体多元协同。一是以内容建设为根本，提升基层社会认同，强化引导力。通过权威信源、融合生产、精准分发，扩大信息边界和内容专业辨识度，强化主流价值引领与共识凝聚，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二是以先进技术为支撑，搭建基层智慧服务数据链与价值链，激活服务力。通过数据赋能，实现信息共享、信息匹配和信息互动，精准对接社会诉求，促进基层社会科学决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三是以平台优化为抓手，建立多元主体间耦合互动网络，发挥沟通力。通过平台终端深度融合与智能场景再造，优化纵横联动网络，实现上联党委政府、中通多元治理主体、下达社会公众，提升多元主体间的关系黏度与协同参与沟通能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化。四是以管理创新为保障，促进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提升组织力。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民众诉求表达与政府回应机制、多元主体民主协商与协调沟通机制等，保证群众呼声能够积极反映和及时回馈，保障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8日 11版）